民国情报史的叙述，多集中在战场情报、党务监察和地下工作。金融是另一个与情报密切相关的领域：一个政府要掌握外汇行情、白银和黄金的流向、敌方货币的发行和本国资本的外逃，才能制定币制和财政政策；战时的货币战、物资战，也需要情报机构参与。这一领域的史料分散在财政、金融和情报几类档案里，专门研究不多，以下只就几个有据可查的方面作一概述。

1935年的法币改革

1935年11月3日，国民政府财政部宣布币制改革，自次日起以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三行（次年加入中国农民银行）发行的钞票为法币，白银收归国有，禁止银元流通。改革的背景是1934年美国实行《白银收购法案》（Silver Purchase Act）以后，国际银价上涨，中国白银大量外流，银根紧缩，工商业陷入困境。

改革之前，英国政府派财政专家李滋罗斯（Frederick Leith-Ross）来华，与孔祥熙、宋子文等人商议币制问题；美国财政顾问杨格（Arthur N. Young）也参与了方案的设计。改革方案在公布之前严格保密，以防投机者抢先抛售或囤积白银。法币公布后与英镑挂钩，此后国民政府又通过1936年的中美白银协定，把收兑的白银售给美国，换取美元外汇，充作法币的准备。杨格在《中国的建国努力，1927—1937》（China's Nation-Building Effort）等书中记述了这一过程。

法币改革把分散在各银行和钱庄手里的货币发行权集中到政府手里，也让政府第一次有必要持续掌握全国的外汇、白银和物价行情。

战时的外汇市场与货币战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上海租界的外汇市场仍然开放。日本在占领区先后扶植发行伪币：1938年，华北的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发行「联银券」；1941年，汪精卫政权在南京设立中央储备银行，发行「中储券」。日方一面用伪币在占领区收兑法币，一面拿法币到上海、香港的市场套购外汇，削弱法币的汇价。

国民政府的对策是稳定法币的外汇价格。1939年3月，中英双方设立平准基金，由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英国的汇丰、麦加利银行出资，在上海、香港的市场上买卖外汇，维持法币汇价；1941年又成立中英美平准基金委员会。平准基金的操作需要随时掌握市场上的买卖动向和各方资金的来源，这些信息主要来自银行系统本身。

货币战在上海演变成了流血冲突。1941年前后，中储券推行受阻，汪方的76号与军统在上海互相袭击对方的银行：重庆方面银行的职员遭到绑架和暗杀，汪方的银行也遭到报复性的爆炸和枪击。魏斐德在《上海歹土》中专门记述了这场「银行战」。

缉私、货运与物资

戴笠的军统在战时逐步把手伸进经济领域。1942年前后，戴笠兼管财政部缉私署，随后又主持新设的货运管理局，负责管制国统区与沦陷区之间的货物流动。这些机构掌握着大量的检查站、运输工具和经费，既用于封锁和缉私，也用于从沦陷区抢购战略物资。魏斐德在《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Spymaster）中指出，缉私和货运系统一方面扩大了军统的财源和人员，另一方面也让军统卷入走私和贪污的指控，这是戴笠在战时受到批评最多的方面之一。

香港

1937年到1941年底，香港是远东重要的资金中转地。华侨汇款、国民政府的外汇收支、各方的商业资金大量经过香港，平准基金的操作也有一部分在香港进行。香港与广东毗邻，属于英镑区，外汇可以自由买卖，在日军占领之前相对安全。

国共双方都在香港设有机构。1938年，中共在香港设立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廖承志主持，负责接收华侨和国际捐款、采购物资，并与海外联络；潘汉年在这一时期往来于香港和上海之间，主持中共的情报工作。国民党方面，军统和中统都在香港派驻人员，监视汪精卫集团和日方在香港的活动。1941年12月香港沦陷，各方人员大多撤离。

金圆券与黄金运台

战后通货膨胀失控。1948年8月，国民政府发行金圆券，以一比三百万的比例收兑法币，同时强制收兑民间的黄金、白银和外汇。蒋经国在上海督导经济管制，查封囤积，逮捕投机者，限价维持了两个多月，到11月即宣告失败，金圆券随后急剧贬值。

1948年底到1949年，国民政府分批把中央银行库存的黄金、白银和外汇运往台湾，这些储备后来成为台湾发行新台币的准备。黄金运输的批次和数量，当事人的回忆与档案记载有所出入，至今仍有研究。

研究现状

金融与情报的交叉领域，中英文学界都有零散的研究，尚无系统的专著。杨格关于战时财政的著作、柯博文（Parks M. Coble）关于上海资本家和日本占领区经济的研究、魏斐德关于戴笠和孤岛上海的研究，是目前最可依靠的几种。法币改革的决策过程、平准基金的操作、军统的经济业务，都还有许多档案有待整理。

延伸阅读

  • Arthur N. Young, China's Nation-Building Effort, 1927–1937: The Financial and Economic Record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71)
  • Arthur N. Young, China's Wartime Finance and Inflation, 1937–1945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 Parks M. Coble, The Shanghai Capitalists and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1927–1937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 Parks M. Coble, Chinese Capitalists in Japan's New Order: The Occupied Lower Yangzi, 1937–1945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 Frederic Wakeman, The Shanghai Badlands: Wartime Terrorism and Urban Crime, 1937–194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 Frederic Wakeman, Spymaster: Dai Li and the Chinese Secret Servic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 吴景平《宋子文政治生涯编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