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的前身叫长沙临时大学，校名里带着「临时」二字。1937年11月在长沙开课时，没有人知道战争要打多久，师生都做好了随时再搬的准备。三个月后学校果然再迁昆明，到1946年5月结业，这所临时大学前后办了八年半。这些年里，联大的课程、考试和毕业制度一直照常运行，被打断的只是一堂堂具体的课。
课程与学分
联大沿用战前北大、清华通行的学分制，学生修满规定学分方能毕业。一年级新生不分院系，先修一批共同必修课，大一国文、大一英文、中国通史都在其中。大一国文由中文系多位教授分担讲授，一个学期里，学生可能先后听到朱自清、闻一多、罗庸等人的课。
高年级课程以选修为主。联大教授多，同一门课常由几位教授各开一班，讲法和观点可以完全不同，学生按自己的兴趣选择。教授开什么课、怎么讲，校方很少干预，教材也多由教授自编讲义。转系、转院的规定相对宽松，不少学生读了一两年后改换专业。
考试和成绩的要求并不因战时而放松。学分不足、成绩不合格就不能毕业，按期毕业并不容易。据统计，联大八年先后在校的学生约八千人，其中毕业的只占一部分。
警报之后
1938年9月日机开始轰炸昆明，此后几年里，空袭警报成为联大日程的一部分。预行警报一响，师生就收拾东西出城，躲进北郊的山沟和坟地，警报解除后再回城。课上到一半被打断是常事，警报解除后，教师往往接着刚才的地方讲下去。为了避开空袭多发的时段，学校一度把部分课程调到清早和傍晚。
哲学系教授金岳霖在昆明写《知识论》，一次跑警报时把几十万字的书稿压在身下，警报解除后起身就走，书稿丢在山里，再也没有找到。他从头重写，书稿到1948年才完成，直到1983年才正式出版。
生计
教授们的生活在通货膨胀中急剧恶化。战前一位教授的月薪足以养活一家人并有余钱买书，到1940年代中期，同样的薪水只够买很少的米。许多教授在校外兼课、写稿、变卖藏书补贴家用。1944年，闻一多挂牌为人刻印，同事浦江清为他撰写了一篇骈体的润例启事，列名推荐的有梅贻琦、蒋梦麟、朱自清等十余位教授。
学生的处境同样艰难。来自战区的学生大多与家庭断了联系，靠教育部发放的贷金和后来的公费维持伙食，许多人在校外当家庭教师、在中学兼课，或在机关、报馆打零工。
书桌上的成果
在这样的条件下，联大教师写出了一批日后影响很大的著作。钱穆利用在宜良岩泉寺借住的时间写成《国史大纲》，194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书前要求读者对本国以往历史怀有「一种温情与敬意」。冯友兰从1939年出版《新理学》开始，到1946年陆续写成「贞元六书」，建立起他自己的哲学体系。数学系的华罗庚在昆明完成了《堆垒素数论》。
联大教授还在昆明办刊论政。1939年1月，法学院教授钱端升主编的《今日评论》周刊创刊，撰稿人多是联大教授，讨论战时的政治、经济、外交和教育问题；此后又有《当代评论》等刊物。教授们在课堂之外，以文章参与公共讨论。
联大的学生里，后来出了杨振宁、李政道这样的物理学家，也出了汪曾祺这样的作家。1944年，国民政府号召知识青年从军，联大有数百名学生应征，担任美军翻译或加入远征军。联大纪念碑的背面，刻着抗战期间从军学生的名字，共八百三十四人。
研究生与留学
联大在战时仍然招收研究生。清华、北大的研究院在昆明继续办理，研究生由三校的教授指导。1942年，杨振宁从联大物理系毕业，随即考入清华研究院，在王竹溪指导下研究统计物理，1944年取得硕士学位，同年考取第六届清华留美公费生，1945年赴美。1946年，物理系教授吴大猷推荐当时还是二年级学生的李政道赴美，李政道后来进入芝加哥大学，在费米（Enrico Fermi）门下读博士。
1941年以后，美国志愿航空队和随后来华的美军需要大批翻译，教育部规定各大学四年级男生应征担任译员，服役期满可以抵作学分。联大有大批学生应征进入军中，战后许多人回到学校完成学业。
最后一学期
1945年8月，日本投降，联大师生开始准备北返。这一年的12月1日，昆明发生「一二·一」惨案，军警和暴徒冲入联大等校，投掷手榴弹，炸死于再、潘琰等四人。1946年5月4日，联大举行结业典礼。两个多月后，7月15日，闻一多在昆明西仓坡遇刺身亡，这时三校的大部分师生已经离开昆明，走在北返的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