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前后的上海由几套权力分治。公共租界由以英美侨民为主的工部局管理，法租界由法国总领事和公董局管理，华界属于上海特别市政府；公共租界北区的虹口聚居着数万日本侨民，日本海军陆战队也驻扎在那里。租界之外的南市老城和闸北，同样有青帮等帮会势力按自己的规矩行事。
对情报人员来说，这样一座城市提供了很多便利：一方追捕的人可以躲进另一方的辖区，一次行动结束之后，行动者可以在很短时间内进入另一个司法管辖区。1927年到1949年，国民党的军统和中统、中共中央特科、共产国际远东局、苏联红军情报部门、日本的领事馆警察和宪兵，都在上海设有据点。中共中央特科1927年11月在上海成立。共产国际远东局1926年在上海设立，1929年后再度在上海活动，1931年牛兰（Hilaire Noulens）夫妇在上海被捕，远东局的联络系统因此受到重创。苏联红军情报人员佐尔格（Richard Sorge）1930年到1932年在上海活动。1932年一·二八事变和1937年八一三事变之后，日本在上海的军事和情报力量两度大幅增加。
租界：分治的庇护与局限
1843年上海开埠以后，外国侨民享有领事裁判权，他们的案件不归中国法庭审理。公共租界设有会审公廨，审理涉及华人的案件，1927年后改组为临时法院，1930年起改设江苏上海第一特区地方法院。公共租界巡捕房的最高长官历来由英国人担任。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在《上海警察，1927—1937》（Policing Shanghai）中记述了这一时期工部局巡捕房的做法：对中共的秘密机关，巡捕房与国民党方面合作搜捕；对国民党特务在租界内的越界行动，又时有抵制。
法租界的警务长官费沃利（Étienne Fiori）在1920年代与青帮头目黄金荣、杜月笙往来密切。黄金荣本人长期在法租界巡捕房任华人探目。帮会与法租界当局之间的关系，涉及鸦片生意和地方秩序，1932年费沃利等人被法国政府调离，与这一关系有直接关联。
中共中央在1927年秋从武汉迁回上海后，各机关分散设在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里弄民居里。租界的庇护有限：外国巡捕房在国民党方面的要求下，多次搜捕中共机关和人员，引渡给华界当局。1931年顾顺章叛变后，上海的中共机关遭受大规模破坏，大多数领导人在此后两年里撤往中央苏区。
青帮：城市里的社会网络
租界提供了法律上的缝隙，青帮提供的是社会网络。马丁（Brian G. Martin）在《上海青帮》（The Shanghai Green Gang）中指出，青帮成员分布在码头工人、人力车夫、戏院、烟馆、赌场以及部分工商界人士之中，人数的各种估计差距很大，但其网络的覆盖面超过当时上海的任何政府机构。
1927年4月，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协助蒋介石在上海清党，此后杜月笙与国民党高层的关系日益密切。戴笠在1930年代初建立特务组织，与杜月笙建立了长期合作。抗战爆发以后，军统依靠杜月笙的门徒组织了苏浙行动委员会和别动队，战时在上海的许多行动也借助帮会的人手和关系。
中共中央特科也同帮会打交道，多是个人关系。顾顺章早年在上海做过工人运动，与帮会人士交往很深，他主持特科行动工作时的许多手段来自这一背景。
电报、报馆与银行
上海是远东的电讯中心之一，大北电报公司（丹麦）、大东电报公司（英国）的海底电缆在这里登陆，中国电报局也以上海为枢纽。1930年代以后，无线电台的普及改变了秘密通讯的方式，中共中央与各苏区之间的联络、军统和中统的内部通讯，都依靠秘密电台和密码。电台的侦测与反侦测，成为各方情报工作的一项专门业务。
上海的报馆和通讯社集中，《申报》《新闻报》《大公报》上海版和英文《字林西报》（North-China Daily News）等报纸的编辑部，每天汇集各地电讯和采访消息，本身就是信息集散地。国民党通过新闻检查和中央通讯社控制舆论，中共则在报界和出版界安排党员和同情者。
外滩一带集中了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央银行和汇丰（HSBC）、花旗、横滨正金等外资银行，大额资金的流动通过这些银行进行。银行职员能看到的资金往来，对判断某一方的财力有参考价值。各方在金融界安排眼线的具体情况，史料留下的记载零散，本系列在《情报与金融》一篇中另作讨论。
孤岛与极司菲尔路76号
1937年11月国军撤出上海后，租界以外的地区落入日军控制，公共租界苏州河以南部分和法租界成为「孤岛」，直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入公共租界为止。孤岛时期是上海情报战最激烈的四年。
1939年，李士群、丁默邨在日本特务机关的支持下，于沪西极司菲尔路76号（今万航渡路435号）设立特工总部，后来归入汪精卫的国民政府，人称「76号」。76号与军统在上海展开了长期的暗杀与反暗杀，双方都有大批人员被捕被杀；军统上海区的负责人王天木、陈恭澍等人先后被捕后投向汪方。魏斐德的《上海歹土》（The Shanghai Badlands）记录了这一时期的恐怖活动与城市犯罪。中共方面，潘汉年在上海与香港之间主持情报工作，与汪方和日方人员都有接触，这段经历在1955年成为他被逮捕的主要原因，1982年中共中央为他平反。
上海的位置
重庆是战时陪都，情报机构的总部设在那里；香港是华南的交通和金融枢纽，1941年底之前也是各方活动的重要地点。上海的特殊之处在于，各方的力量和社会网络都在同一座城市里交错：外国租界、帮会、金融机构、报馆和大量流动人口集中在一处。1949年5月上海易手以后，这一格局随之结束，国民党的保密局在撤离前布置的潜伏人员，大多在此后几年里被破获。
延伸阅读
- Frederic Wakeman, Policing Shanghai, 1927–193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 Frederic Wakeman, The Shanghai Badlands: Wartime Terrorism and Urban Crime, 1937–194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 Brian G. Martin, The Shanghai Green Gang: Politics and Organized Crime, 1919–193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 Robert Bickers, Empire Made Me: An Englishman Adrift in Shanghai (London: Allen Lane, 2003)
- 黄美真主编《伪廷幽影录》
- 张云《潘汉年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