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民国情报史的中文叙述，多集中在国共两党之间：军统对中共中央特科，中统对延安。从1920年代到1940年代，至少有三个国家的情报力量在中国有长期活动：苏联及其背后的共产国际，日本的军方特务机关、宪兵和警察，以及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美国。它们有时是国共某一方的对手，有时是合作者，也把各自的组织方法和技术带进了中国。

苏联与共产国际

1920年，共产国际派维经斯基（Grigori Voitinsky）来华，协助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筹建共产党组织；1921年，马林（Henk Sneevliet）出席中共一大；1923年，鲍罗廷（Mikhail Borodin）到广州，任孙中山的政治顾问，推动国民党改组和第一次国共合作。苏联的政治保卫机构在这期间几经改组：1917年设立的契卡（Cheka），1922年改为国家政治保卫局（GPU），1923年扩为联合国家政治保卫局（OGPU），1934年并入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

1924年开办的黄埔军校仿照苏联红军设立党代表和政治部，周恩来从1924年秋起任政治部主任。潘佐夫（Alexander Pantsov）等学者利用苏联解密档案，研究了这一时期苏联顾问对国民党军政机构的影响。1927年国共分裂之后，两党分别继承了这套组织方法：中共在1927年底成立中央特科，1939年又在延安设立中央社会部；国民党方面，黄埔出身的戴笠、贺衷寒、康泽等人在1930年代建立了力行社系统的特务组织。陈赓在北伐期间曾赴苏联学习政治保卫工作，回国后在特科主持情报科。

共产国际远东局设在上海，负责与中共的联络，传达指示，转送经费。杨奎松等学者根据共产国际档案指出，1920—1930年代中共中央的经费有相当部分来自共产国际的定期拨款。1931年6月远东局的联络员牛兰（Hilaire Noulens）夫妇在上海被捕，共产国际在华的联络系统受到重创。苏联红军情报部门另有独立的系统，佐尔格（Richard Sorge）1930年至1932年在上海的活动即属于这一系统。

抗战爆发后，苏联向国民政府提供贷款、军火和空军志愿队，并派出军事顾问团，直到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逐渐撤回。1942年，苏联派弗拉基米洛夫（Pyotr Vladimirov，中文名孙平）以共产国际联络员和塔斯社记者的身份进驻延安，他的日记后来整理出版为《延安日记》，其真实性和编辑过程在学界有争议。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苏联与中共的联系转由苏共中央有关部门负责。

日本的特务机关、宪兵与警察

日本对中国的调查活动开始得很早。十九世纪末以来，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外务省以及东亚同文会等民间团体，长期派人在中国各地调查地理、物产、交通和政情。1881年日本陆军设立宪兵；1911年以后，日本内务省设立特别高等警察，专门监视社会主义者和其他「危险思想」，宪兵系统中也设有特高课。

在中国，日本的情报与治安力量分几条线运作：关东军及其各地特务机关，驻华使领馆的警察，各地的宪兵队，以及海军的情报系统。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伪满洲国的治安和情报工作实际由关东军和宪兵控制。1937年全面战争爆发后，日军在华北、华中各占领区设立特务机关，负责扶植伪政权和策反工作。1939年，影佐祯昭主持的「梅机关」负责筹建汪精卫政权；李士群、丁默邨在上海极司菲尔路76号设立的特工总部，得到日本特务机关的经费、枪械和顾问支持，晴气庆胤是这一时期的主要联络人。

日本对中国情报系统的影响还有另一个层面。清末民初大批中国学生留学日本，其中许多人读的是军事和警察学校：何应钦、陈仪、汤恩伯出自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蒋介石在东京振武学校受过预备军事教育。民国时期警察学校的教材和法规，有不少参照或译自日本。

美国：中美合作所与战略情报局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在中国的情报活动迅速扩大，同时分成两条互相竞争的线。

一条是海军。1942年，美国海军中校梅乐斯（Milton E. Miles）奉派来华，任务是收集中国沿海的气象、航运和日本海军的情报，他很快与戴笠建立合作。1943年4月，中美双方签订协定，成立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Sino-American Cooperative Organization，简称SACO），戴笠任主任，梅乐斯任副主任，总部设在重庆磁器口附近的歌乐山一带。美方提供电台、武器、爆破器材和训练，中方提供人员和基地，合作所在各地开办训练班，培训了大批军统人员和游击部队。战后，中美合作所在歌乐山的旧址附近有白公馆、渣滓洞等军统关押政治犯的场所，这一关联在1949年以后长期影响了中国大陆对中美合作所的评价。

另一条是战略情报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OSS）。战略情报局1942年6月成立，局长多诺万（William Donovan）希望在中国独立开展情报工作，与坚持一切经过戴笠的梅乐斯发生冲突。余茂春（Maochun Yu）在《OSS在中国》（OSS in China）中详细叙述了这场竞争：战略情报局起初被纳入中美合作所的框架，后来逐步另辟渠道，与陈纳德的第十四航空队合作，并在1944年派人随美军观察组进入延安。

美军观察组（Dixie Mission）1944年7月到达延安，成员包括军官和外交官，其中有战略情报局人员。外交官谢伟思（John S. Service）、戴维斯（John P. Davies）等人在报告中认为中共力量将继续壮大，建议美国与延安保持接触。1945年以后，美国对华政策转向全力支持国民政府，与延安的接触逐渐中断。1950年代麦卡锡主义盛行时期，谢伟思、戴维斯等人被指为「丢失中国」负有责任，先后被国务院免职。

1946年3月戴笠坠机身亡，同年中美合作所结束，军统局于10月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国民政府迁台以后，台湾的情报机构在冷战时期与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建立了新的合作关系。

三股力量的影响

苏联提供了政党控制情报机构、政治保卫与秘密交通的组织方法；日本既是战时国共双方最主要的对手，也通过留学和译介影响了中国的警察与法规体系；美国在战争后期提供了技术、装备与训练，并与国民党情报机构建立起延续到冷战时期的联系。一个在莫斯科受训的中共干部，一个读过日本警察教材的国民党警官，一个在中美合作所训练班结业的军统人员，可能同时在一座城市里活动。1945年以后东亚冷战格局下的情报对抗，有相当一部分人员和联系就来自这一时期。

延伸阅读

  • Maochun Yu, OSS in China: Prelude to Cold Wa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6)
  • Milton E. Miles, A Different Kind of War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67)
  • Alexander Pantsov, The Bolsheviks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19–1927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0)
  • Frederic Wakeman, Spymaster: Dai Li and the Chinese Secret Servic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 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
  • 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
  • 黄美真主编《伪廷幽影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