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统常被看作军统的文职版本，把二者并列叙述，大体是抗战以后才形成的公众印象。二者的来源不同：军统出自军事委员会和蒋介石身边的秘密组织，中统出自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一个属于军，一个属于党。它们处理的对象相近，都是共产党、党内异己和社会上的异动，依靠的权力却完全不同。
要理解中统，先要问一个更基本的问题：1928年以后的国民党，打算用什么方式治理中国？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和他们身边的人，也就是后来被外界笼统称为「CC系」的那批人，给出了一个具体的答案：依靠党的组织。组织部考察干部、审查思想，联络学校、报刊、社会团体和地方党部，党的组织工作做到位了，国家也就掌握在党的手里。中统是这套设想的情报部门。
这套思路有列宁式政党的影子，CC系也确实从苏联的党组织方法中吸收了不少东西。落到中国，这套组织技术嫁接在师生、同乡、同学关系深厚的精英网络上，又被一个治理能力薄弱的政权用作由中央向社会渗透的工具，最后形成的是一张由党权延伸出来的调查网络，中统是这张网的中枢。
从组织部调查科开始
中统的正式名称是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1938年定名，起点则要追溯到1928年。这一年，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设立调查科，陈立夫是组织部的实际主持者，调查科最初只有十几个人，负责调查党员的思想动态，追查改组派和共产党在党内的活动，整理各地党部的材料。
1929年到1932年，国民党内部冲突频繁：改组派与中央对抗，邓演达等人组织第三党，汪精卫与蒋介石分合无常，各地方实力派先后反蒋，中共在城市里建立地下组织。调查科在这一环境中迅速扩张，从党员调查扩大到党内情报，又从党内延伸到学校、报刊和社会团体。1932年，徐恩曾出任调查科主任。同年，军事委员会设立调查统计局，1935年前后改组，下设三个处，第一处由徐恩曾主持，负责党务方面的调查，第二处即戴笠的特务处。1938年，第一处扩充为中统局，朱家骅以中央党部秘书长的身份兼任局长，徐恩曾任副局长，主持实际工作。
这段沿革说明，中统的前身在国民党执政之初就已出现，到1930年代初已经成形，战争只是扩大了它的规模。军统产生于蒋介石的个人需要，中统产生于国民党作为执政党的内部治理需要；二者后来都被战争引向对外情报和反共，底层的逻辑并没有改变。
CC系
CC系没有明确的成员名单。陈立夫晚年多次否认存在过一个叫「CC」的组织。CC系确实没有章程、登记和入社仪式，它的成员之间协同的程度又远远超过一般的派系。
比较准确的说法是，CC系是围绕几个权力部门形成的政治群体：中央组织部，教育系统（尤其是中央政治学校和各级学校的训育系统），新闻系统（中央通讯社、《中央日报》），党营的金融和事业机构，地方党部，以及中统。
国民党的各派之中，CC系最明确地主张「党权至上」。蒋介石本人更倾向于依靠军队和个人领导，黄埔系看重军队，元老派讲究党内协商，政学系偏重行政技术官僚，CC系是在意识形态上认真主张由党统治国家的一派。中央政治学校是这一派的干部训练机构，学生毕业后进入党部、教育、新闻等部门，成为CC系的中层骨干；这些人未必自认是CC系，他们的思想方式、人际关系和职业道路却都与这个群体相连。
兄弟二人的分工有所不同。陈果夫1933年起任江苏省政府主席，关注地方行政、卫生和合作事业；陈立夫长期在中央，先后主持组织部、教育部，负责组织和思想方面的工作。徐恩曾是这条链条上的执行者，他不是CC系的政治领袖，却掌管着CC系最重要的情报工具。
中统的业务
中统的工作方法与军统大不相同。军统看重行动、训练、电讯和敌后工作，中统看重档案、考核、组织关系和人事审查。它的业务大致有四类。
第一类是党员调查，这是中统最初的业务，也是它存在的根据。各地党部设调查统计室，名义上属于党部，实际接受中统的垂直领导。国民党党员的入党介绍、组织关系、政治表现和亲属背景，理论上都在中统的掌握之中。实际效果远没有这样完整：国民党的基层组织长期薄弱，许多地方党部有名无实，党员档案残缺不全；在大城市、重要单位和政治敏感时期，中统仍能对特定人物进行细致的追踪。
第二类是机关与学校。大学和中学是学生政治活动集中的地方，中共常以学校为活动据点，中统从1930年代起把学校作为重点。战时推行的训导制度，使各校的训导处成为监视学生的另一个渠道，其中一部分由CC系的人主持。各机关的党部则负责报告机关内的人事关系和政治倾向。
第三类是报刊与文化。中统一方面参与党营报刊的工作，一方面对民间报刊进行政治审查。审查不一定经过法律程序，更常见的是通过组织关系向报馆施压。1930年代上海的左翼文学和戏剧活动，是中统长期关注的对象，这方面的工作常与军统、警察、宪兵重叠。
第四类是地方党部与社会团体。中统通过各级党部，把工会、商会、农会、青年团体、同乡会和宗教团体的政治情况纳入视野。这部分工作质量很不均匀，华东、华中的大城市相对扎实，西南、西北的偏远地区大多停留在纸面统计。
概括起来，中统用党的组织系统监察党员、党所管辖的机构以及党希望影响的社会。它的工作对象主要是人际关系和档案，侦察和行动居于次要地位。
中统的弱点
中统有三个难以克服的弱点。
第一是派系色彩。中统的核心干部几乎都出自CC系，蒋介石对它始终有所警惕，其他派系则本能地怀疑中统的报告是CC系打击对手的材料。蒋介石的办法是让军统、中统、警察、宪兵、侍从室各自报告，互相牵制，最终由他本人裁决。这样维持了他的最高权威，也削弱了中统作为国家情报机构的公信力。
第二是基层薄弱。中统的有效性依赖国民党基层党部，基层党部从来没有真正强大过。王奇生在《党员、党权与党争》中指出，国民党的组织重心在上层，县以下的基层组织长期涣散，屡次整顿都收效甚微。许多基层党部被地方士绅、县长或驻军把持，或者只是纸面上的登记机构。中统建立在这样的基层之上，材料的质量先天受到限制。战时国民党试图建立党员监察网，把每个党员都变成基层的耳目，大多停留在文件上。
第三是职能重叠。一个学生被怀疑亲共，中统从党员系统追查，军统从城市特工系统追查，警察从治安角度追查，宪兵也可能介入，几个机构同时跟进同一个人。重叠带来的是争功和争管辖权，最后的逮捕和审讯又常落到军统手里。
徐恩曾
徐恩曾是1930年代到抗战后期中统的实际主持者。他1896年生于浙江吴兴，早年留学美国学习电机工程，与陈氏兄弟有亲戚关系，因此进入国民党中央的组织系统。1932年任调查科主任，此后长期主持党务调查工作，1938年中统成立后任副局长。
徐恩曾任内最大的失误，是长期信任的机要秘书钱壮飞原来是中共的秘密党员。1931年4月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武汉方面发给徐恩曾的急电被钱壮飞截获，他立即派人赶到上海报信，中共中央得以在两天之内完成转移。这件事使徐恩曾威信受损，由于CC系的整体力量仍在，他的职位保了下来。1945年初，徐恩曾因卷入走私等问题被免职，从此离开情报系统。
陈立夫的党权理论
陈立夫1900年生于浙江吴兴，美国匹兹堡大学采矿工程硕士，回国后在蒋介石身边担任机要秘书，此后长期在国民党中央主持组织工作，1938年到1944年任教育部长，后来又任立法院副院长。
陈立夫的政治主张有几个要点。一是革命以党为中心，党以组织为中心，组织以基层为中心；他同时反对阶级斗争学说，以「国民」作为政治的主体，所以他的党治思想与列宁主义并不相同。二是党的工作要依靠日常的组织生活、思想训练和干部考察，不能只靠宣传。三是党要管教育、文化和社会团体，他主持教育部的六年，是CC系在文教领域影响最大、受到批评也最多的时期，统一课程、推行训导制度等措施都出自这一时期。
1950年，陈立夫离开台湾，旅居美国，在新泽西以养鸡为业，直到1969年才回到台湾。王良卿利用国史馆档案，研究了陈立夫这次去国的经过。蒋介石在台湾改造国民党，需要的是由他和蒋经国直接掌控的党和国家安全体制，CC系的党权路线已经不合时宜。
朱家骅
朱家骅1893年生于浙江吴兴，与陈氏兄弟同乡，留学德国学地质，获柏林大学博士学位。1930年代起，他先后担任过中山大学校长、教育部长、交通部长、浙江省政府主席，1939年起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1940年起代理中央研究院院长。朱家骅与陈氏兄弟长期不和，他出掌组织部被普遍看作蒋介石对CC系的牵制。
朱家骅主持党务和教育的方法与CC系并无根本差别，同样依靠党务系统监察社会，同样把教育看作党的工作的一部分，只是他的人脉以留德学人、地质学界和中央研究院为主。这说明用党的组织系统治理社会，是国民党执政时期主持党务的人普遍采用的方法，陈立夫、陈果夫和徐恩曾代表了这条路线最完整的形态。
抗战与战后
抗战时期，中统的人员和经费大幅增加。对外，沦陷区的中共地下党、汪伪政权和日本特务机关，都是中统的工作对象；对内，大后方的学生运动、知识分子的批评、地方实力派的动向，使中统的业务继续扩大，重庆、昆明、桂林等城市的大学和文化界都在它的监视之下。
中统在两方面效果不佳。一是对中共的工作。抗战期间国共名义上合作，中共在国统区发展党员、办报、组织学生和影响知识分子的能力，明显超过中统的反制能力。内战期间，国统区各主要大学的学潮不断，国民党在校园里几乎失去了控制。二是派系斗争消耗了大量精力，中统的许多工作用在派系之间的相互监视上。
1947年，中统改组为党员通讯局，仍隶属国民党；1949年改组为内政部调查局，从党的机构转为政府机构，CC系对它的直接控制随之结束。
迁台以后
1956年，调查局改隶司法行政部，1980年司法行政部改称法务部。调查局的工作重心从党务监察转向防谍、侦办政治案件和经济犯罪，业务方式也从依靠党部网络搜集情报，转向由专业调查人员侦查，逐渐与原先的中统拉开距离。台湾的情治工作由蒋经国主导整合，国家安全局、警备总司令部和国防部总政治部覆盖了大部分领域，调查局只是其中一个部门。
CC系在台湾迅速失势，陈果夫1951年在台北病逝，陈立夫远走美国。CC系的一些遗产以其他形式延续下来：中央政治学校在台湾复校为政治大学；机关、学校和公营事业中的「人二室」等保防单位，一直存在到解严以后。
中统的成败
1928年以后，国民党想依靠党的组织系统治理中国，中统是这一设想的情报部门。它确实建立起了一张覆盖党员、机关、学校、报刊和社会团体的调查网，在大城市相当密集，产出了大量档案和报告，是国民党了解统治区内政治动态的重要工具。
这套设想预设了一个前提：国民党拥有一个能深入社会的强大基层组织。在大陆时期，这个前提从未成立。基层党部薄弱，地方权力分散，社会动员能力不足，中统的调查网络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能积累档案，却无法换来社会的信任；能监控异己，却无法制造认同。中统越是扩张，越显出国民党公开组织能力的不足。
军统的困境来自它对戴笠个人的依赖，中统的困境来自国民党组织本身的薄弱。同一时期中共的秘密工作，见本系列《中央特科：高压下的地下组织技术》（/article/central-special-branch）；军统的历史见《戴笠的机器：军统的兴衰》（/article/military-bureau-of-investigation-and-statistics）。
参考文献
- 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
- 王良卿《为党国祭旗：1950年陈立夫去国的档案视野》，《国史馆馆刊》
- 陈立夫《成败之鉴》（回忆录，需审慎使用）
- Frederic Wakeman, Jr., Spymaster: Dai Li and the Chinese Secret Servic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 Lloyd Eastman, The Abortive Revolution: China under Nationalist Rule, 1927–1937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