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2月12日，清帝颁布退位诏书。历史教科书常把这一天写成一个清楚的断点：两千年帝制在此终结，一个现代国家由此开始。回到当时的情境，更像是原有的权威结构在一纸诏书中骤然撤走，新的秩序却还没有建立起来。中央财政早已枯竭，地方政府入不敷出；各地军队数量庞大，军饷一旦拖欠，随时可能哗变；农村灾荒不断，流民四处可见；城市里新式报刊蓬勃兴起，旧式的权力关系依然牢固。帝国在失控中瓦解，留下的是一个没有稳定结构的国家。

与1644年明朝灭亡时不同，1912年的中国已经深深嵌入一个全球体系。列强在华有大量的条约利益，铁路、电报和新式工业改变了经济和交通的格局，外债和赔款直接制约着国家财政，儒家秩序本身也在晚清的改革和思想激荡中松动。帝制的终结没有自动把中国引向一条明确的现代道路，原本被压抑的问题反而在同一时间集中爆发出来。

南北妥协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这一任命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权力：它标志着革命派获得了建立国家的合法性，但南京临时政府既缺少财源，也指挥不动各省的军队。一个多月以后，孙中山按照南北议和的约定辞职，2月15日，南京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

这一安排常被解释为顾全大局的妥协，从后来的历史看，它更像一种结构性的安排：南方掌握革命的道义与政治理想，北方掌握军队和原有的行政体系，两种力量在同一个共和国的名义下并存，并没有真正整合。孙中山和同盟会要求袁世凯到南京就职，希望借此把他置于革命党人的影响之下；袁世凯坚持留在北京。2月29日，北京发生兵变，随后天津、保定等地也发生骚乱。这些变乱当时被解释为北方局势不稳、非袁世凯坐镇不可，也有不少人怀疑是有意制造的。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

临时约法与选举

1912年3月11日，《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公布。约法规定了人民的各项权利，设立参议院作为立法机关，并采用责任内阁制：国务员辅佐临时大总统，总统发布命令须经国务员副署。设计者的用意很清楚，就是以内阁和国会约束即将就任的袁世凯。从文本上看，临时约法已经具备一个近代宪政国家的主要要素。

约法的设计与社会的实际结构之间，距离很远。1912年8月公布的国会选举法规定，年满二十一岁、在选区居住两年以上的男子，还须具备一定的纳税额、财产或教育程度，才有选举权。登记的选民大约四千万人，约占全国人口的十分之一。女性被完全排除在外。1912年3月，唐群英等女子参政同志会成员到南京参议院请愿，要求在约法中写入男女平等的参政权，遭到拒绝后冲入议场，打碎了窗上的玻璃。制度可以在纸面上迅速现代化，社会本身却不会同步改变。

1912年底到1913年初的国会选举，短暂地展示了另一种可能。宋教仁把同盟会与几个小党合并改组为国民党，在选举中四处演说，国民党在参众两院都成为第一大党。宋教仁主张由国会多数党组织责任内阁，限制总统的权力。政党、议会与报刊舆论之间开始出现良性的互动，政治似乎有了走上规则化轨道的迹象。

宋教仁之死

1913年3月20日晚，宋教仁在上海沪宁铁路车站准备北上时遇刺，两天后去世。案件的线索很快指向国务院秘书洪述祖和国务总理赵秉钧，但主要涉案人物或在狱中暴毙，或在事后遇刺，案情始终没有完全查清，袁世凯是否主使，史学界至今仍有争论。

暗杀在清末民初的政治中并不罕见。宋教仁案的决定性，在于它发生在议会政治刚刚成形、制度尚未稳固的时刻。刺杀结束了一位政治家的生命，也打断了一条以议会约束行政权力的道路。国民党内对如何应对发生分歧，孙中山主张武力讨袁，黄兴等人主张依法解决。7月，江西都督李烈钧等人起兵讨袁，史称「二次革命」，不到两个月即告失败。

强人政治

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迅速重构权力。1913年10月6日，国会选举正式大总统，自称「公民团」的人群包围会场，议员们投了三轮票，袁世凯才当选。11月，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追缴国民党籍议员的证书，国会因不足法定人数无法开会；1914年1月，袁世凯下令停止两院议员的职务。5月，《中华民国约法》公布，废除责任内阁制，总统的权力几乎不受约束；年底修正的总统选举法，又使总统可以无限期连任，并由现任总统推荐继任人选。

在袁世凯看来，议会是一种低效甚至混乱的存在，一个尚未形成稳定秩序的社会，需要的是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简单地把袁世凯视为反民主者，也未必准确。他统治期间，中央政府整顿财政、推行新式司法和教育，继续推进禁烟，在加强国家能力方面有所作为。问题在于，这条道路必然以压缩政治参与为代价，权力一旦失去制衡，就很难再回到制度的轨道上。

帝制的失败

1915年，袁世凯走上了恢复帝制的道路。8月，他的美国宪法顾问古德诺（Frank J. Goodnow）发表《共和与君主论》，认为以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君主制比共和制更为适宜；杨度等人随即组织筹安会，鼓吹帝制。12月，袁世凯接受「推戴」，宣布次年改元洪宪。

反对的力量迅速集结。12月25日，蔡锷、唐继尧等人在云南宣布独立，护国战争爆发，贵州、广西、广东、浙江等省相继响应，北洋将领冯国璋、段祺瑞等人也消极观望，日本和英国等列强对帝制不予支持。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宣布撤销帝制，6月6日病逝于北京。他苦心建立的权力结构随之瓦解。

共和的空壳

袁世凯死后，共和国在形式上依然存在，总统、国会、内阁照旧设立，临时约法和国会也一度恢复。这些制度却逐渐失去了实际的约束力，权力转到了各派军人和地方势力手中。此后十余年的北京政治，主要表现为军阀派系之间的竞争，共和国成了一种被反复利用、难以落实的政治形式。

回看1912年至1916年，这场民主试验的失败，是多种结构性问题叠加的结果：社会尚未形成稳定的公民基础，地方精英和军人掌握着资源与武力，财政和主权受到外部力量的制约，政党组织还不足以支撑国家的运转。在这样的条件下，议会、选举和内阁制被迅速引进，却缺少维系它们的社会土壤。

1912年的共和国，是一个被提前启动的历史进程。它试图在极短的时间里完成国家转型的几个阶段，这些阶段在其他国家往往需要几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帝制的结束已成定局，现代国家的建立却远未完成。此后中国的军阀割据、政党竞争和社会革命，都可以看作对这一问题的持续回应。1913年4月8日，由这次选举产生的第一届国会在北京开幕，距宋教仁遇刺不到二十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