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2月7日，日本海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人们常把这次袭击看作日本的主动出击，放在十年的时间尺度里看，它更接近一次走投无路的冒险。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日本一直试图用有限的军事行动加上政治诱降，迫使中国接受既成事实；每一次诱降失败，日本都被迫投入更多兵力，战争的规模和代价随之扩大。到1941年，日本面临的选择只剩下两个：从中国撤兵，或者与英美开战。

九一八与国联

1931年9月18日夜，关东军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路轨，随即进攻东北军北大营。此后四个多月，东北三省大部沦陷。1932年3月，日本扶植溥仪在长春成立「满洲国」，宣称这是当地人民的「自决」。

国民政府一面命令东北军避免扩大冲突，一面诉诸国际联盟。中国驻国联代表施肇基在日内瓦提出申诉，要求国联依据盟约制止日本的侵略；日本则坚持这是中日之间的地方性事件，要求中国与其直接交涉。直接交涉意味着在军队占领的现实下谈判，中国政府拒绝了这一方式。1932年，国联派出以英国人李顿（Victor Bulwer-Lytton）为首的调查团，顾维钧以中方顾问的身份随团赴东北。调查团报告认定日本的军事行动不能视为合法的自卫，「满洲国」也不是出于当地居民的自由意志。1933年2月24日，国联大会以四十二票对一票通过报告，日本代表松冈洋右率团退出会场，3月日本宣布退出国联。

国联没有能力制止日本，日本的外交孤立却从此开始。1933年5月，中日签订《塘沽协定》，冀东大片地区划为非武装区，日军的势力逼近平津。

华北特殊化

1935年，日本加紧对华北的蚕食。6月，经过何应钦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之间的交涉，国民政府同意撤出河北的中央军和国民党党部，即所谓「何梅协定」；同月，察哈尔的中国驻军也被迫后撤。10月，日本外相广田弘毅提出对华三原则：中国取缔排日运动、承认「满洲国」并与日「满」经济合作、中日共同防共。11月，殷汝耕在通州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12月，国民政府设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宋哲元为委员长，华北在形式上半独立于南京之外。

这一阶段的诱降，核心是一个交换：只要中国承认「满洲国」、接受华北特殊化，日本就停止军事行动，并在「共同防共」的名义下支持南京政府。对正在全力围剿红军的蒋介石而言，以空间换时间、先安内后攘外，是当时政府的基本方针。

民间的反应却越来越激烈。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上街游行，反对华北自治，一二·九运动迅速扩展到全国。1936年12月，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押蒋介石，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国民政府对日政策趋于强硬，继续退让的政治空间已经很小。

陶德曼调停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8月，淞沪会战打响，中国投入大量精锐部队，苦战三个月。日本军部原本预期短期内解决「支那事变」，战事的规模和持续时间都超出了它的估计。

11月初，日本通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Oskar Trautmann）向国民政府转达议和条件，包括内蒙古自治、扩大华北和上海的非武装区、停止排日、共同防共等项。蒋介石起初表示拒绝。12月初，南京已经危急，蒋介石召集将领商议后，告诉陶德曼可以把日方条件作为谈判的基础。12月13日南京陷落，日本随即提高了条件，增加了承认「满洲国」、赔偿战费、在必要地区驻兵等要求。国民政府没有接受。

1938年1月16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声明，宣布「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陶德曼调停至此结束。国民政府此前已于1937年11月宣布迁都重庆，中国的抗战转入持久作战。日本速战速决的设想落空了。

汪精卫与「以华制华」

军事上难以迫降国民政府，日本转而在国民党内部寻找合作者。1938年11月，近卫内阁提出建设「东亚新秩序」，12月22日又发表所谓「近卫三原则」：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在此之前，汪精卫方面的高宗武、梅思平已与日方在上海重光堂秘密达成协议。12月18日，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离开重庆，经昆明飞往越南河内，29日发出响应近卫声明的「艳电」。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

日本希望借汪精卫的声望分化重庆政府，结果并不理想。汪精卫出走后，国民党内追随者有限，重庆的抗战阵营没有因此瓦解；汪政权在沦陷区缺乏号召力，日本为维持它需要继续驻兵、提供经费。日本方面也一直通过各种渠道试探与重庆直接议和，1940年在香港、澳门进行的所谓「桐工作」便是其中之一，日方的接洽对象自称宋子文之弟宋子良，交涉最终无果。

石油与赫尔备忘录

到1940年，日本在中国战场投入的兵力已达数十万，战争消耗大量的钢铁、石油和船舶，这些战略物资高度依赖从美国和东南亚进口。1940年9月，日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北部，并与德国、意大利缔结三国同盟条约；美国随即禁止向日本出口废钢铁。1941年7月，日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美国冻结日本在美资产，8月起全面禁止对日出口石油，英国和荷属东印度也采取了类似措施。日本海军的石油储备，按当时的估计只够维持两年左右。

1941年春天开始的美日谈判中，最难以化解的分歧就是中国问题。美国要求日本从中国撤兵，日本军部认为撤兵等于放弃十年来的全部战果，坚决反对。11月26日，美国国务卿赫尔（Cordell Hull）向日方递交备忘录，要求日本从中国和法属印度支那撤出全部军队，并且不再支持重庆以外的任何中国政府。12月1日，日本御前会议正式决定对美、英、荷开战。

到这时，日本的困境已经清楚地摆在眼前：不从中国撤兵，石油禁运会让它的军队和工业逐渐瘫痪；从中国撤兵，军部和国内舆论都无法接受。日本选择了南进，以偷袭珍珠港来阻止美国太平洋舰队干预它在东南亚的作战。

诱降为什么失败

回看这十年，日本的诱降有一个共同的模式。战事顺利时，日本通常无意认真谈判；速胜的设想落空以后，它才转向调停、议和和扶植傀儡，以期用较小的代价巩固已经取得的利益。陶德曼调停的用意，是在攻占南京前后迫使国民政府接受城下之盟；支持汪精卫的用意，是分化中国的抗战阵营；而任何一纸协定，都会为既成的占领提供法律上的外衣。

在中国内部，主张与日本议和的人各有理由，汪精卫一派的看法是：中日国力、军力差距悬殊，战争拖下去只会使中国亡国。这一判断在1938年有它的依据，它低估的是中国社会动员起来的持久抵抗能力，也低估了国际形势的变化。

中国的持续抵抗牵制了日本陆军的大量兵力，消耗了日本有限的资源，使日本无法以较小的代价结束战争，也迫使它在资源问题上与英美正面冲突。珍珠港事件次日，美国对日宣战。1941年12月9日，国民政府正式对日本宣战，同时对德国、意大利宣战。此时距离卢沟桥事变已经过去了四年零五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