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政治新闻多半发生在北京和南京，经济的变化则集中在上海、无锡、南通、天津、武汉这些城市的工厂里。纺织、面粉、火柴、卷烟，这些与日常生活相关的轻工业，构成了民国民族工业的主体。它们的兴衰，一方面取决于市场和经营，另一方面也取决于外国企业在华享有的特权、政府的财政与金融政策，以及几乎从未停止的战争。

状元办厂

1895年，甲午战败后签订的《马关条约》允许日本人在中国通商口岸设厂制造，此后各国援引最惠国待遇，外资工厂大量出现。同年，新科状元张謇奉张之洞之命在家乡南通筹办纱厂，取《周易》「天地之大德曰生」之义，定名大生。筹资极其艰难，官绅观望，商股迟迟不到位，张謇奔走四年，1899年大生纱厂才正式开车。

大生开工后获利可观。张謇把利润投入南通的地方事业，陆续创办通州师范学校、南通博物苑、垦牧公司和多所学校，使南通在清末民初成为地方建设的一个样板。大生的经营模式也有它的时代印记：当时的中国企业普遍实行「官利」制度，不论盈亏都要按固定利率向股东支付股息，企业的积累十分有限。1920年代纱业不景气，大生负债累累，1925年由债权银行团接管。

荣家的扩张

与出身士大夫的张謇不同，无锡的荣宗敬、荣德生兄弟是钱庄学徒出身的商人。1901年，兄弟二人与人合伙在无锡创办保兴面粉厂，后改名茂新；1913年起在上海开办福新面粉厂；1915年，申新纺织第一厂在上海开工。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的纺织品和面粉进口锐减，国内市场需求旺盛，荣家企业迅速扩张。荣宗敬的经营方针是尽量借款建厂、买厂，以新厂的产品和利润偿还旧债，再以新的资产抵押借款。到1930年代初，荣家拥有茂新、福新面粉厂十余家，申新纱厂九家，分布在上海、无锡、汉口等地，时人以「面粉大王」「棉纱大王」称之。福新的「兵船牌」面粉在国内市场上与进口面粉竞争，是当时知名的国货品牌。

火柴与卷烟

民族企业与外国资本的竞争，在火柴和卷烟两个行业表现得最为直接。

1920年代，瑞典火柴公司在瑞典实业家克鲁格（Ivar Kreuger）主持下向全球扩张，在中国以低价倾销并收购华商火柴厂，许多小厂难以为继。1930年，刘鸿生联合上海的荧昌、中华和他自己的鸿生火柴厂，合并为大中华火柴公司，以规模对抗外商，并借助当时的国货运动争取市场。

卷烟业的竞争对手是英美烟公司（British-American Tobacco）。这家公司在华经营早、资本雄厚，从种植、收购烟叶到零售网络都有布局。1905年，广东人简照南、简玉阶兄弟在香港创办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后在上海设厂。南洋公司在广告中大力诉诸民族情感，号召国人购买国货。英美烟公司则以简照南早年曾入日本籍为由，指南洋为日商，在抵制日货的风潮中打击南洋的销路。简照南后来宣布放弃日本国籍。两家公司的竞争持续多年，南洋始终是国内规模最大的华商卷烟企业。

特权与五卅

民族工业在市场上的困难，很大一部分来自外资企业享有的特权。外国企业受治外法权保护，中国法律对其约束有限；在协定关税体制下，中国政府长期无法用关税保护本国产业。日本资本在纺织业中扩张尤其迅速，上海杨树浦、小沙渡一带和青岛都集中了大批日资纱厂，其中内外棉株式会社是在华规模最大的日资纺织企业之一。1930年代中期，日资纱厂拥有的纱锭已占中国境内纱锭总数的四成以上。

劳资冲突与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1925年5月15日，上海内外棉七厂的工人顾正红在与日方职员的冲突中被枪杀。5月30日，上海学生和工人在南京路上演讲、游行，抗议工人被杀，公共租界巡捕开枪，死伤数十人，史称「五卅惨案」。随后上海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运动扩展到全国，香港和广州又爆发了持续十六个月的省港大罢工。

白银风潮与申新危机

1932年1月，一·二八事变爆发，日军轰炸闸北，商务印书馆总厂和东方图书馆被毁，上海华界的工厂损失惨重。更大的打击来自金融领域。1934年6月，美国通过《白银收购法》（Silver Purchase Act），大量收购白银，国际银价上涨，中国当时仍实行银本位，白银大量外流，银根紧缩，物价下跌，工商企业纷纷倒闭。

荣家企业高负债经营，首当其冲。1934年夏，申新纺织公司到期债务无法偿还，一度陷入停工边缘。国民政府实业部提出由政府整理申新，荣家和上海工商界认为这是借机接管，公开反对，最终由银行团放款维持。1935年初，抵押给英商汇丰银行的申新七厂被拍卖，又引起舆论哗然，经多方交涉才保住。1935年11月的法币改革使中国脱离银本位，金融风潮才逐渐平息。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荣家在上海、无锡的工厂或毁于战火，或落入日军控制。荣宗敬于1938年初离沪赴港，同年2月在香港病逝。

战后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接收日资在华纱厂，1945年底由经济部主持成立国营的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一时成为全国规模最大的纺织企业。民营纱厂在战后曾短暂复苏，随后在恶性通货膨胀、原棉短缺和政府管制中步履维艰。1948年金圆券改革期间，上海实行限价，许多企业被迫按限价出售产品，损失严重。

今天，上海杨树浦沿黄浦江的锯齿形厂房已改作展览馆和创意园区。这一带在民国时期集中了中外纱厂、电厂、自来水厂和码头，是中国第一代产业工人最集中的地方之一，也是民族企业与外资企业竞争最激烈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