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胡适从美国回到北京大学任教，时年二十六岁。当时的中国知识界急于为危亡的国家找到一剂猛药，陈独秀主张彻底打倒旧伦理，鲁迅以小说和杂文直刺国民性，几年之后，各种「主义」又先后被介绍进来，每一种都许诺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胡适走的是另一条路。他主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面提倡白话文，一面整理国故，考证小说的作者与版本，在许多同时代人看来，这种做法太慢，也太温和。
胡适的一生受到来自两个方向的批评：激进者说他妥协、反动，保守者说他数典忘祖。他在1929年用英文写文章时用过「全盘西化」（wholesale westernization）一词，1935年又改称「充分世界化」；他提倡新文化，自己却终身维持了一桩旧式婚姻。百年之后回看，他留给中国的遗产，大致可以归为四项。
白话文：把书面语交给大众
第一项遗产，是白话文。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文学改良的八件事：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烂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八条之中，「不摹仿古人」与「不避俗字俗语」最具冲击力，前者否定了以复古为正统的文学观，后者承认日常口语可以进入书面文字。
在此之前，读书写字要先掌握一套与口语相去甚远的文言，这道门槛把绝大多数人挡在了公共讨论之外。胡适主张「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用活的语言写作文学，文学作品又反过来为全国通行的标准语奠定基础。为了证明白话可以写诗，他自己动手尝试，一首写两只黄蝴蝶的小诗后来常被人拿来取笑。1920年出版的《尝试集》是中国第一部个人白话诗集，诗艺并不高明，但它表明白话同样可以承载诗歌。
白话文的推广之快，出乎许多人的预料。1920年1月，北洋政府教育部通令全国国民学校一、二年级的国文课改用语体文，此后白话逐步进入各级教科书。一代人之后，报纸、公文、学术著作和文学作品大都改用白话书写。今天的中国人读书、写作、在公共场合表达意见所用的语言，就是在这场运动中确立下来的。
方法：拿证据来
第二项遗产，是一种讲证据的思想方法。胡适在北大讲中国哲学史，从老子、孔子讲起，把无法证实的上古传说放在一边；此后他又用大量精力考证《红楼梦》的作者与版本、《水浒传》的演变、禅宗的早期历史。1926年，他在巴黎和伦敦查阅敦煌写本，找到唐代神会和尚的语录残卷，据此改写了禅宗南宗的早期历史，1930年编成《神会和尚遗集》出版。
在国难当头的年代，许多青年认为这些考证是逃避现实。胡适的用意在于示范一种方法，他概括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平日说得更直接：「拿证据来。」传统学问看重微言大义和师承家法，结论常常建立在权威和成说之上；胡适要求任何判断都要有证据支持，证据不足就存疑。他相信这种习惯不只适用于学术，也适用于公共生活：一个社会的成员如果学会分辨真伪、尊重事实，就不容易被煽动性的口号裹挟。
健全的个人主义
第三项遗产，是他对个人价值的坚持。1918年，《新青年》出版「易卜生专号」，胡适发表《易卜生主义》，借挪威剧作家易卜生（Henrik Ibsen）的剧本讨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提出「健全的个人主义」。1930年，他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中重申这一主张，引易卜生的话说：「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接着写道：「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在一个普遍要求个人为国家和集体作出牺牲的年代，这番话的分量很重。胡适反对的是任何形式的盲从，对孔教的盲从和对新式主义的盲从，在他看来都是放弃独立思考。他把人的现代化放在国家现代化的前面：国家的自由与尊严，要靠一个个独立、健全的个人来支撑。
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第四项遗产，是他的政治态度。1929年，胡适在《新月》上发表《人权与约法》，批评国民党以训政之名压制言论，遭到国民党各地党部的围攻；另一方面，他又反对以暴力革命改造社会，主张渐进的改良。他在左右两翼之间都不讨好，左翼视他为统治者的帮闲，国民党视他为麻烦的批评者。
胡适晚年把自己的政治信念归结为一句话。1959年，他在台北的《自由中国》半月刊上发表《容忍与自由》，文中回忆他在康奈尔大学时的老师、史学家布尔（George Lincoln Burr）对他说过的话：「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胡适认为，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容忍异己的雅量，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而争取自由的人，最容易在自认真理在握时变得不能容忍别人。这篇文章发表的第二年，《自由中国》的主办人雷震被捕入狱。
胡适与鲁迅在思想和政治上分歧很深，两人公开论战多年。鲁迅去世后，1938年许广平筹印《鲁迅全集》，曾请胡适向商务印书馆疏通，胡适答应帮忙。
新思想与旧婚姻
胡适还留给后人一个难以简单评判的个人形象。他在美国留学时与康奈尔大学教授之女韦莲司（Edith Clifford Williams）有过长期的精神交流，两人通信近五十年；他提倡婚姻自由，自己却在1917年回国后，按母亲早年的安排与江冬秀成婚。江冬秀没有受过新式教育，缠过足。胡适在给友人的信中承认，这门婚事主要是为了母亲。两人相伴四十余年，胡适对这段婚姻始终维持着尊重。
这段婚姻常被当作胡适「新思想、旧道德」的例证。它说明，胡适的改良主义不只是一种政治主张，也是他处理个人生活的方式：他承认旧制度的约束，也不愿以自己的解放伤害身边的人。
1938年前后，胡适在一张照片上题了四句小诗：「偶有几茎白发，心情微近中年。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他没有看到自己所期望的那个民主、科学、理性的中国，思想在很长时间里受到批判与冷落。他提倡的那些常识，尊重证据、容忍异己、一点一滴地改良，在他身后仍不断被人重新提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