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起抗战时期的大学，人们最熟悉的是昆明的西南联大和四川南溪的李庄。北平、天津、南京、上海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向西南迁移，一路搬运图书仪器，在陌生的地方重新开课。成都南郊的华西坝提供了另一种样式：这里原本就有一所设施完备的大学，战时陆续到来的几所大学在它的校园里安顿下来，各自保持独立，又在课程、师资和医院上相互合作，形成了一个多校并存的学术共同体。
战前的华西坝
华西坝的历史早于战争。二十世纪初，来自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的几个基督教差会决定在成都合办一所大学，校址选在成都南门外锦江边的一片开阔地，1910年华西协合大学正式开学。校园由英国建筑师荣杜易（Fred Rowntree）规划设计，建筑采用中西合璧的样式：青砖墙、歇山式大屋顶，内部是西式的教室和实验室。1920年代建成的钟楼，后来成为华西坝的标志。
到1930年代，华西协合大学已设有文、理、医、牙等学院，医学和牙科在全国享有声誉。牙医学科由加拿大传教士医生林则（Ashley W. Lindsay）创建，是中国现代口腔医学教育的发源地之一。
五大学的汇聚
全面抗战爆发后，随中央大学西迁的中央大学医学院到了成都华西坝。1938年，南京的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和济南的齐鲁大学相继迁来。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北平燕京大学，燕大师生辗转南下，1942年秋在成都复校，校址在城内陕西街，与华西坝诸校往来密切。华西协合、金陵、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齐鲁、燕京，合称「华西坝五大学」，英文文献中常称「Big Five」。此外，东吴大学生物系、北平协和医学院护士学校等单位也先后迁到成都。
协和医学院的遭遇，说明了现代医学教育迁移的难度。协和依赖大型医院、实验室和一整套临床训练制度，全面抗战前期仍在北平坚持办学；1942年初被日军接管后停办，只有护士学校等部分力量辗转迁到成都，依托华西坝的医院继续教学。
独立而合作
华西坝与西南联大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组织方式。北大、清华、南开在昆明合组为一所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统一校名、统一行政；华西坝的各校则保留各自的校名、校长和学籍，在华西协合大学的校园里借用校舍，通过协商开展合作。
合作集中在几个方面。教学上，各校开放课程，学生可以跨校选课，学分相互承认，一位教授往往同时为几所学校的学生授课。医学上，华西协合大学、中央大学医学院和齐鲁大学医学院组成联合医院，共同承担临床教学和诊疗工作。图书馆、实验室和体育场地也由各校共享。各校共享资源，使战时条件下的教学资源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利用，各校的系科和学生人数，在战时甚至有所增加。
几所大学能够较快地协同运转，与它们的共同背景有关。华西协合、金陵、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齐鲁、燕京都是教会大学，在课程设置、学分制度、教学语言和管理方式上相近，许多教师有在英美留学的经历，彼此熟悉。战争打乱了原有的秩序，相近的制度背景使不同学校能够在短时间内拼接成一个可以运转的整体。
学者与学术
五大学汇聚，也带来了一批学者。1939年，顾颉刚到成都主持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钱穆随后也到该所任职，研究所设在成都北郊，编印学术刊物，培养研究生。1943年底，陈寅恪到成都，任教于燕京大学，他在成都期间视力急剧恶化，1944年底左眼失明。吴宓、李方桂等人也在这一时期到燕京大学成都分校任教。金陵大学的农学院在四川开展农业调查和良种推广，与当地的农业生产联系紧密。
课堂之外，华西坝的学术和社会活动相当活跃。各校轮流举办讲座和报告会，国内外学者经过成都时常来演讲；学生组织读书会、歌咏团和话剧团，参加战时服务和社会调查。医学院的师生参与伤兵救护和公共卫生工作。在一个远离前线的内陆城市里，华西坝成了一处人文、科学与现实问题交汇的地方。
东归之后
1945年抗战胜利，各校在1946年前后陆续迁回原址，华西坝恢复为华西协合大学一校。1950年代初，全国院系调整，教会大学全部停办或改组，华西协合大学改为四川医学院，今为四川大学华西医学中心所在地。钟楼、懋德堂等老建筑至今仍在，华西坝的名字也保留了下来。
在抗战教育史上，西南联大代表了几所大学合并办学的样式，华西坝代表的则是多所大学在同一校园里各自独立、相互合作的样式。华西坝的这段历史只有八年左右，随各校东归而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