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革命在动荡中前行，来自莫斯科的影响是其中最强劲、也最令人迷惑的一股力量。那是一个各种主义纷至沓来、英雄与野心家并起的时代。这股力量越过西伯利亚，进入上海莫里哀路的寓所，也推动了黄埔军校的创建。国民党与共产国际（及其背后的苏俄）之间长达十年的分合，很难用「结盟」二字概括，更像是两个志向迥异的政治力量在摸索中合作，又在胜利到来之前彻底决裂。
1922年的夏天对孙中山来说是灰暗的。陈炯明的炮火摧毁了他在广州的事业，这位奔走一生的革命者再度流亡上海。在莫里哀路29号那座安静的法式洋房里，孙中山思考着一个困扰他数十年的问题：国民党为什么总是「散沙一团」？为什么依靠军阀打军阀总是走不通？
这时，新生的苏俄政权向他伸出了援手。对莫斯科而言，中国是打破西方帝国主义封锁的战略侧翼；对孙中山而言，苏俄能提供的除了大炮与卢布，还有一套全新的、严密的、足以整合中国各方力量的「组织技术」。1923年，孙中山与苏俄代表越飞发表了著名的《孙越宣言》，「联俄容共」政策由此正式启动。孙中山在信中写道：「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
如果说孙中山为革命提供了方向，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鲍罗廷则为它搭起了组织框架。这位深谙组织工作的俄国人在酷热的广州，一步步把国民党从一个松散的精英团体改造成层级严密的革命政党。他名为政治顾问，在某种程度上却握有接近总理的影响力。
鲍罗廷在国民党内部也进行着人事上的权衡。据档案记载，他曾对国民党领袖逐一作过尖刻的评语：胡汉民「太硬」，难以成为苏俄意志的执行者；戴季陶「太软」，在意识形态上摇摆不定。最终，苏方选择了姿态更合作的汪精卫，以及当时显得极具革命锐气的蒋介石。1924年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是这段关系的顶点。在苏联顾问的指导下，国民党确立了「党在军队之上」的原则，影响最深远的则是黄埔军校的建立。第一批身着土黄色军装、背着俄制步枪的黄埔学生在校场集结时，中国历史上第一支以「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军队诞生了。
1925年8月20日，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在中央党部门口遇刺身亡，内部长期积累的矛盾由此爆发。廖仲恺是「联俄」最坚定的支持者，他的死因至今不明。事件的结果却有明确的指向：在鲍罗廷的支持下，汪精卫与蒋介石联手排挤了元老胡汉民。蒋介石以此为由搜查了胡氏兄弟的住宅。胡汉民虽极力分辩，仍被认定负有「政治责任」，被打发到莫斯科「考察」。此后，国民党的权力重心明显向更有行动力的蒋介石倾斜。
1927年，北伐军势如破竹，国民党内部宁汉分裂，国共关系已到临界点。身在莫斯科的斯大林急于在中国取得一场彻底的胜利。1927年5月底，斯大林向武汉的中共中央发出了改变历史走向的「五月电报」。
这封指示极其激进：要求没收地主土地，彻底改组国民党中央，组建由中共直接指挥的军队，并成立革命法庭审判「反革命」将领。共产国际代表罗易此时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为了争取汪精卫，他于1927年6月1日在武汉私下把电报原件拿给汪看。汪精卫看后大为震惊，认定共产国际的目的是把国民党当作「柠檬」挤干之后抛弃，无意真心支持国民党。这封意外曝光的电报成了压垮国共合作的最后一根稻草，直接导致了七月十五日的「武汉分共」。
1927年秋天，鲍罗廷黯然穿越千里戈壁返回苏联，苏俄在中国的这一轮影响宣告结束。蒋介石在上海「清党」，汪精卫在武汉「分共」，曾经合作的国共两党进入了长达十年的武装对峙。国民党与共产国际的这段往事，是民国史上一场极其复杂的「实验」。后来的史家指出，国家利益始终是考察这一问题的尺度。主义的激情遇上国家利益的考量，决裂便难以避免。
这段往事记录了政党之间的角力，也反映出那个时代的中国在寻找独立出路时经历的剧痛。它提醒后人，在国家命运的关口借来的力量，终究都要付出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