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军统的叙述，最常见的是戴笠其人、白公馆和渣滓洞、敌后暗杀以及中美合作所。这些都是史实，但它们回答不了一个更基本的问题：蒋介石为什么需要这样一个机构？为什么它只能由戴笠主持，而不能交给军事委员会下属的某个正常厅局？为什么戴笠死后，这个组织在几年之内就被拆分改组？
军统的正式名称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1938年8月在武汉设立，名义上的局长由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兼任，戴笠任副局长，实际主持局务。1946年戴笠坠机身亡，军统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1955年保密局再改组为国防部情报局。台湾军事情报局的官方沿革把组织的源头追溯到北伐时期戴笠为蒋介石搜集情报的工作，1932年特务处的设立则是正式建制的起点。
力行社与特务处
1927年以后，蒋介石在党、政、军三方面都缺少完全可靠的系统。国民党中央的组织部门由陈果夫、陈立夫兄弟掌握，各地党部往往依附地方实力派，军队派系林立，胡汉民、汪精卫等元老又在党内与他争夺领导权。蒋介石需要一条不经过这些正式系统的渠道，用来搜集消息、处置异己、直接贯彻他的意图。
北伐后期，戴笠已经以个人身份为蒋介石搜集情报，1930年前后组织了十人左右的联络组。1932年初，一批黄埔出身的青年军官在南京秘密成立三民主义力行社，以复兴社为外围组织，社会上常把他们称为「蓝衣社」。力行社强调对领袖的绝对服从、秘密纪律和准军事训练，受到意大利法西斯运动和苏联党组织两方面的影响。力行社设立特务处，戴笠任处长。
特务处在国民党的正式编制中查不到，它集中了三种资源：力行社的秘密组织、黄埔系军官的人事网络和蒋介石的直接授权。特务处需要一个公开的名义。1932年，军事委员会设立调查统计局，陈立夫任局长；1935年前后改组为三个处，第一处由徐恩曾主持，负责党务调查，第二处由戴笠主持，即原来的特务处，第三处负责邮电检查，由丁默邨主持。同一时期，邓文仪主持的南昌行营调查课也并入了戴笠的系统。1938年，第一处扩充为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中统），第二处扩充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军统）。1938年的军统局，是给一个已经存在的秘密系统加上正式机构的名义。
戴笠其人
戴笠1897年生于浙江江山，1926年考入黄埔军校第六期。他既不以带兵打仗见长，也不是党务理论家。他在军统系统里的地位来自几方面：与蒋介石同为浙江人，出身黄埔，对蒋介石个人效忠，同时不属于CC系、政学系或任何元老派系。
这样的位置使戴笠成为蒋介石手中最称手的工具，他的全部权力来自蒋介石，也只能用于巩固蒋介石的地位。这一组织原则的代价，是军统始终难以制度化：一个完全依附于领袖个人的机关，很难发展出独立的法律地位、专业规范和接班机制。
抗战中的扩张
全面抗战爆发后，军统的人员、经费和业务在几年之内扩大了许多倍。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在《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Spymaster）中估计，到抗战结束时，军统的正式和外围人员合计达数万人，下辖电讯系统、各类训练班、忠义救国军等武装和各地的区站，并通过缉私署和货运管理局介入经济管制。
军统在抗战时期的业务大致有几类。
对日军事情报：包括日军的番号、调动、机场、港口、补给线和气象。军统的电讯部门截收和破译日方电报，这是军统专业水平最高的一部分工作。
敌后行动：破坏交通，刺杀汉奸，组织游击武装。1939年3月在河内刺杀汪精卫，误杀了汪的秘书曾仲鸣；1938年到1941年间，军统在上海刺杀了唐绍仪、傅筱庵等投敌或被认为将要投敌的人物。
后方的政治监控：在重庆、昆明、桂林等大后方城市，军统监视报人、知识分子和左翼组织，这是军统受到批评最多的一方面，战时的安全权力被用于对内的政治目的。
羁押与审讯：息烽集中营、白公馆、渣滓洞是这一职能的所在。叶文心在《亚洲研究学报》（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上关于戴笠的论文中讨论过军统的形象：舆论常把军统比作明代的东厂和锦衣卫，这一比喻带有政治色彩，也反映出军统的执法权没有清楚的法律边界。
国际合作：1943年中美签订协定，成立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戴笠任主任，美国海军军官梅乐斯（Milton Miles）任副主任。美方提供武器、通讯器材和训练，中方提供沿海情报站、气象资料和交通线。戴笠坚持由中方控制合作所中的中方人员，美国战略情报局要在中国独立行动，与他发生了长期冲突。
重庆的据点
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军统局本部设在城区的罗家湾，训练班和羁押场所多在歌乐山、磁器口一带。白公馆原是川军将领白驹的别墅，1939年起被军统用作关押政治犯的场所；渣滓洞原是一处小煤窑，1943年后成为中美合作所的看守所。设施集中在重庆，是因为这里远离前线，又靠近最高决策中心。
军统的力量在重庆最强，在沦陷区依靠秘密的区站和行动人员，在国统区其他地方则要与地方党部、警察、宪兵和地方实力派竞争。它从来不是一个均匀覆盖全国的网络。
戴笠之死与改组
1946年3月17日，戴笠从青岛飞往南京，飞机在南京附近江宁的岱山撞山失事，机上人员全部遇难。失事原因有天气恶劣、机械故障和政治谋杀等几种说法，至今没有定论。
同年，军统局撤销，业务分流：军事情报部分归国防部第二厅，郑介民任厅长；特务、行动和审讯等业务归新成立的国防部保密局，郑介民兼任局长，毛人凤任副局长并主持局务，后来升任局长。部分人员转入交通警察等系统。郑介民与毛人凤都出身军统，彼此不和，原先由戴笠一人统合的局面不再存在。
1949年前后，保密局在大陆的组织大量瓦解。重庆解放前夕，被关押在白公馆、渣滓洞的政治犯大批被杀害。
迁台以后
国民政府迁台后，蒋经国主导情治系统的整编。1955年，保密局改组为国防部情报局，毛人凤任局长，次年病逝。同年，国家安全局在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的基础上成立，郑介民任首任局长，负责统筹各情报机关；中统系统的后身调查局则负责岛内的防谍和调查。戴笠式的「秘密渠道直达领袖」的模式到此结束，情治系统被纳入更分工化的冷战国家安全体制，戒严时期的政治案件和审讯手段则延续下来。
军统在民国情治史上的位置
回到开头的问题。蒋介石需要军统，因为他需要一条正式党政机构之外的执行渠道；这条渠道只能由戴笠主持，因为戴笠同时具备黄埔出身、浙江同乡、个人忠诚和不属派系这几项条件；戴笠死后组织随即拆分，因为这个组织本来就是围绕戴笠个人建立的，没有可以替代的接班安排。
军统的兴衰反映了南京国民政府国家建设的困境：一个难以在公开政治中获得普遍信任的政权，更加依赖秘密政治，秘密政治的扩张又进一步削弱了公开的制度。军统在抗战中有真实的情报和军事贡献，也把行动、审讯、暗杀和监控混合在一起，成为国民党统治中最受诟病的部分。
同一时期中共的秘密工作，见本系列《中央特科：高压下的地下组织技术》（/article/central-special-branch）。
参考文献
- Frederic Wakeman, Jr., Spymaster: Dai Li and the Chinese Secret Servic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 Wen-hsin Yeh, "Dai Li and the Liu Geqing Affair: Heroism in the Chinese Secret Service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8, no. 3 (1989)
- Maochun Yu, OSS in China: Prelude to Cold Wa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6)
- 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当事人回忆，需审慎使用）
- 张霈芝《戴笠与抗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