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在中国的起点，与在西欧的起点很不一样。英国、荷兰的工商业、城市自治、法治传统与公民社会，经过几个世纪的积累才汇成近代国家；中国的现代社会则是在否定旧秩序、谋求民族自强的过程中逐步建立的。大规模的工商业、平等的法律身份、以理性和实证为基础的学术、有组织的公共舆论、以国民为主体的民族国家，这些构成近代社会的基本要素，在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几乎没有基础。天下一统的政治观念、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和三纲五常的伦理秩序，维持了中国一千多年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生活。
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
1840年的鸦片战争打破了天朝上国的自我想象。此后二十年间，一部分官员承认中国确有学习西方船炮与机器的必要，洋务运动随之展开，但当时的主流看法是，中国的制度和思想仍然优于西方，需要引进的只是技术。后来通行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语概括的就是这一立场，张之洞1898年的《劝学篇》是其代表性的论述。
1894年的甲午战争证明，单靠购买军舰和兴办工厂救不了一个制度落后的国家。一批年轻的士人看到日本明治维新的成效，主张在技术之外效法西方的法律和政治制度，但仍认为传统的哲学、伦理和社会基本原则不应改变。1898年的戊戌变法只维持了一百余天；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也只完成了政治制度的一部分变革。民国成立以后，军阀割据，1915年袁世凯称帝、1917年张勋复辟接连发生，说明只换法律和政体、其余一切照旧，变革很难扎根。
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把问题推进到了文化层面。新一代知识分子主张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政治制度，同时要求重新评估中国传统的哲学、伦理、学术与社会制度，以新的文化取代旧的文化。五四运动推动了民族意识和个人权利意识的觉醒，此后三十年间中国文学、学术、经济和政治各界的领导人物，大多在五四时期受过教育，很多人正是从参与这场运动开始了一生的事业。以1919年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起点，理由即在于此。
经济基础
中国的民族工商业从诞生起就处在不利的位置：一方面，晚清以来的厘金、苛捐和官府的干预使企业经营成本高昂；另一方面，外国企业凭借不平等条约享有协定关税、治外法权等特权，与中国企业并不在同一起跑线上。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了中国民族工业喘息和发展的机会。欧洲列强忙于战争，进口商品减少，1914年到1920年代初，纺织、面粉、火柴、卷烟等轻工业迅速增长，经济史学界常称这几年为民族工业的「黄金时代」。上海在这一时期发展为远东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之一。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现代经济制度的建设取得了进展。1929年起，国民政府陆续收回关税自主权；1931年裁撤厘金；1933年实行「废两改元」，统一银币；1935年11月推行法币改革，由中央、中国、交通三家银行（后加中国农民银行）发行的钞票为法定货币，白银收归国有，中国从此脱离银本位，政府第一次掌握了统一的货币发行权。立法院在1929年至1931年间陆续制定民法、公司法、票据法、海商法、保险法等法律，大体继承并系统化了清末民初以来的法律改革成果。
这一阶段的局限同样明显。国家银行与政府财政关系密切，金融资本向少数人集中；沿海沿江城市与内地农村的发展水平差距悬殊，农村的土地、赋税与信贷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尽管如此，抗战以前的十年，中国已经在国家统一的框架下建立起近代财政、货币和法律制度的雏形。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这一过程被战争打断，此后的通货膨胀又在1940年代后期摧毁了法币的信用。中国现代化的经济基础和人们的现代经济观念始终比较薄弱，战争造成的损失远远不是战后的任何赔偿所能弥补的。
政治探索
辛亥革命以后到1928年，中国第一次引入了国会、政党、选举这些近代政治的标志性制度，但实际权力掌握在各路军阀手中。1913年宋教仁遇刺、国会屡遭解散，1923年曹锟以贿选当上总统，民初的宪政实践接连失败。
一种常见的解释是，长期的专制统治没有给政治人物留下可以共同遵守的规则，在野时主张民主，上台后倾向专制。袁世凯的经验告诉他，一个人一旦失去权力，他的财产乃至身家性命都可能被有权者侵夺；华盛顿在北美殖民地的经验则告诉他，一个人卸任以后，他的财产和权利仍然受法律保护。两人面对权力时的不同选择，部分反映了两种社会的差别。
在这样的政治环境里，枪杆子成了取得和保有权力的主要手段，形成一个多党竞争的宪政国家的可能性很小。政治秩序的落后与混乱，使很多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对社会自发的现代化不抱希望，转而主张由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主导，「建设」一个现代国家。国民党的训政理论与后来的计划经济思想，都建立在这一判断之上。至于由政府主导建立的现代国家会带来哪些问题，当时的人们大多来不及深入思考，这也是1949年以后政治格局的一个重要历史背景。
社会文化
中国的现代化在社会文化层面有自己的特点。
其一是诉求的次序。回顾民国以来的历程，中国是在失败感和屈辱感中开始现代化的。与那些在现代化之前经历过长期市场经济积累的国家相比，中国的基础薄弱，时间仓促，心态迫切。内忧外患之下，国家强大、民族独立的要求压倒了个人自由与平等的要求，这与欧美早期现代化以个人的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为主要诉求，区别十分明显。
其二是两种文化观念的长期冲突。长期的农业社会和等级社会，造就了依靠经验和权威的文化习惯；现代社会要求的，则是建立在自由、平等和普遍规则之上的理性文化。传统文化中并不缺少民本、仁爱、理性的成分，但这些成分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不足以支撑和指导现代化进程。另一方面，中国传统重经验、重实用的思想倾向，也使中国人对外来文化保持一种谨慎而开放的态度，西学只要有用，接受起来并不困难，这是中国文化能够不断吸收外来文化的内在原因。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并不缺少睁眼看世界的人，但早期的关注点都在少数精英身上。梁启超在1902年开始连载的《新民说》里写道：「国也者，积民而成……未有其民愚陋怯弱，涣散混浊，而国犹能立者。」这是中国思想界第一次系统地把国家富强与民众启蒙联系起来。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又大大拓展了中国文化的空间，使之能够容纳现代化的要求。
八年抗战促进了统一民族意识的形成。1943年，美、英两国与中国签订新约，放弃在华治外法权；1945年，中国作为创始会员国之一参加联合国，并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百余年来的不平等条约体系至此基本结束。此时的中国依然贫弱，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巨大，但已经具备一个独立民族国家的主要特征。
现代化是一个持续的社会演化过程，没有一个固定的终点。1919年到1949年的三十年，中国在经济制度、国家形态和思想文化上迈出了关键的几步，也留下了许多没有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在此后的几十年里，继续构成中国现代化的长期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