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伏》里天津站的几个中层，没有一个是庸人。马奎端掉了秋掌柜的交通站，陆桥山识破过不少人的心思，李涯孤身在延安潜伏多年，站外的谢若林打探消息的本事比许多处长都大。四个人最后都死在天津：马奎死在左蓝枪下，陆桥山死在翠平枪下，谢若林被埋进土坑，李涯被廖三民抱着撞出窗外。他们的能力都够用，毛病出在对自己处境的判断上，天津话叫「拎不清」。
马奎：自负
马奎到天津之前，做过毛人凤的侍卫。侍卫的差事处处服从，当上行动队长以后，他对下属颐指气使。手下急着进来报告，忘了敲门，他当众训斥：「没规矩，怎么不敲门？」
他的自负首先表现在不懂收敛。余则成到任后第一次全站会议，马奎和陆桥山就当众顶了起来，剧本写「站长对马陆的龃龉有些满意」。矛盾摆到台面上，站长乐得看两人互相牵制，两人在站长眼里都减了分。
其次是树敌太多。余则成是机要室主任，又是站长的学生，马奎不经请示就对他明查暗访；同时与陆桥山明争暗斗。后来马奎被当作共党查办，余则成对他没有伸手；陆桥山出事时，余则成却替他在站长面前说了话。陆桥山日后回天津镇压学潮，翠平埋怨余则成：「陆桥山这个畜生，你当时就不该救他。」
再次是没把上司放在眼里。站长对他的评价是：「马奎后脑勺长眼，抄出来的东西还不知道落到谁手里呐。」这句话是站长派余则成去抄码头仓库时说的，要紧的差事，站长绕开了行动队长。
马奎的疑心甚至指向了站长。他与左蓝见面传信被查，陆桥山审问他为什么不汇报，他答：「我对一些人不信任，我担心我今天汇报明天共党就会知道。」站长在隔壁听到，笑着说：「他这是说我呀，穆连成泄密，也是指向我的，好他个马奎查到我头上来了。」随即下令抄马奎的家。有些下级以为占了理、抓到了上级的把柄，就可以挑战上级，结果往往被反制。在一个组织内部，维护秩序和上级的权威，总比维护某个中下级职员的道理更要紧；只要把柄不是致命的，挑战的一方多半要吃亏。
马奎最大的本钱是毛人凤，他在站里也不避讳这层关系。站长和同事都知道他背后是谁，他出事以后，站长在电话里对毛人凤说「他跟过您，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毛人凤没有保他。押送途中他跳车逃走，本可以远走他乡，他却躲回天津，要抓左蓝去保密局「给老子洗清罪名」。左蓝说：「去了你也是个死，马奎。」他端着枪大叫「老子打死你」，话音未落，翠平一个飞腿把他踢倒，左蓝上前开了一枪。
陆桥山：私欲
陆桥山精明老道。给翠平接风的饭桌上，站长夸他「桥山还是适合搞情报的」；同一席上，他突然问翠平：「余太太，易县在太行山区，你在老家见没见过八路军？」一句家常话里藏着试探。他看得出余则成「心里不是没有小九九，就是不说」。李涯保护的袁佩林在绣春楼被杀，是他想出「私自跑出去寻花问柳」的说法，保住了站长和天津站的面子。他背后有郑介民，站里站外的关系都经营得好，在处理人际关系上，马奎的短处正是他的长处。
陆桥山的毛病是私欲太重。副站长的位置他志在必得，戴笠来天津视察，个别会见前他在办公室里换领带，秘书说「哎，还是这条好看」；电话打来，说会见取消了，他把领带扔在地上：「好看个屁。」这个细节把他的患得患失写尽了。李涯得到站长重用，他耿耿于怀。为了跟李涯争功，他把李涯的行动计划透给了警察局，被李涯录下了电话。录音当众一放，站长的枪顶上了他的下颌。余则成劝站长以密件上报，把人交给郑介民处理，陆桥山得以全身而退。临走时他对余则成说：「全身而退，我感谢你。」又说：「气不过，我还会回来的。」
他再回天津时，身份已经是国防部二厅巡查员，由警备司令部接待。站长不屑：「草鸡头上插根凤毛，还巡查员呢。」天津学潮期间，他命令军警「实弹阻拦，先鸣枪，再不听就开枪」，学生死了人。回来不久，余则成约他在咖啡馆吃饭，他许诺余则成「两年之内，我可以让你提到上校，李涯的路我看就到此为止了」。话没说完，窗外的冷枪响了。开枪的是翠平。
李涯：执着
李涯几乎没有私人的嗜好。他不喝酒，在站里「睡觉都在办公室」。他在延安潜伏过，是天津站派在延安的「佛龛」。他对袁佩林说自己做这一行的理由：「为党国消除所有敌人，让孩子们过上好日子。抗日如此，反共也如此。」在剧中的国民党一方，有这样信念的人不多。
李涯的问题是他不懂站长要什么。他怀疑余则成，私下派人盯梢，余则成抓到人当场审讯，他只好去求站长。站长一面训他「你是自作自受」，一面故意拖延，等余则成拿到口供。剧本旁白交代了站长的算计：拿到口供，李涯就死死地握在了他的手里。站长太太对翠平说得更直白：「则成是帮过我们大忙的人，老吴其实最信任他了，那个李涯就是撒个欢儿。」
李涯的升迁报告被压了下来，他去找站长诉苦：「站长，我来本站两年了，从没有休息过，睡觉都在办公室里，虽然在几个案子上有过失，可是我是全力以赴的呀，全站上下有目共睹，我该有资格晋升上校的，余则成凭什么给我小鞋穿？」善于为组织做事与善于为上司做事是两回事，李涯只会前一件，兢兢业业换来的是升迁报告被压。站长明知潜伏计划没有前途，还是把它交给李涯去办：「人员装备你可以直接向总部一处王惟一处长汇报，我就不过问了。」天津城破之前，李涯查到了廖三民头上，押着他出门时，廖三民抱住他的双臂，一起撞破窗户，从高处摔了下去。
谢若林：底线
谢若林是党通局的人，靠倒卖情报过日子，晚秋骂他「钱孙子」。他自己说党通局「只是我领薪水的地方」。他有他的道理，劝余则成不要插手某些生意：「你断人家财路，人家会断你生路的。」他没有想到，这话反过来也成立。
余则成从他床底的小皮箱里取走了延安的文件，谢若林以为是晚秋偷的。两人在咖啡馆见面，余则成直说：「不是她偷的，是我亲自去取回来的。」又把他藏皮箱的动作一一说出来。谢若林听了，反而劝余则成跟他合作，一口气报出几条消息求售，最后说「我跟共产党也做过」。余则成拔枪顶住他的额头，他平静地说：
谢若林：两根金条放在这里，你能告诉我哪根是高尚的，哪个是龌龊的？别来这套。
余则成来咖啡馆之前，在办公室拉开抽屉，拿出枪，拉了拉枪栓。一个对手把自己的本事亮到这个份上，谢若林没有收手。后来他替李涯盯余则成，李涯想收回录音机，他不肯，说「你说三个月，说话要算数」。李涯问：「不怕暴尸街头吗？」他答：「我相信不至于，为了点小生意，你拿前途出来冒险。」
真正的最后通牒，往往说得轻描淡写。电影《教父》（The Godfather）里，迈克尔·柯里昂（Michael Corleone）查明妹夫卡洛是内鬼，对他说不会杀他，只是送他去机场，卡洛一上车就被勒死了。余则成那句「是我亲自去取回来的」，分量也在话外。
有观众认为谢若林并没有做什么坏事，不该死。他做的是事关生死的买卖，却把对方的底细当作筹码四处兜售，随时都可能让对方起杀心。他最后一次去交易，事先打开了手枪保险，等来的是廖三民。廖三民让他去看草席下面的货，草席下是一个挖好的坑。车里的人朝他背后连开三枪，他跌进坑里，口袋里的两根金条露出一半，慢慢被土盖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