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街

阿维尼翁之后，欧洲的君主一步步把本国教会握在手中，天主教国王与新教诸侯走的是同一个方向。宗教改革与1648年的和约，让“教随国定”成为欧洲的通则。

从格拉西乌斯的“两种权力”到卡诺莎与阿纳尼，中世纪的教皇与君主争夺了三百年最高权威。这场争论没有赢家，它留下的，是一个始终存在两个权威中心的欧洲。

以实验与数学为核心的科学方法、能长期低息借债的国家财政、把理性引向社会批评的启蒙运动。本栏目止于工业革命的前夜，也止于“大分流”的争论。

海外扩张与国家建设相互推动。美洲白银连起了欧洲、美洲与明代中国，火炮与棱堡让战争越来越贵，战争的压力逼出了常备军、常设税收和近代国家；1648年的和约为宗教战争画上句号。

人文主义者回到古典，改革者回到《圣经》。两场以“回到源头”为口号的运动借助同一项新技术——印刷术，走向了截然不同的结果：一个跨越国界的学者共同体，和一个沿着教派界线分裂的欧洲。

饥荒、黑死病、百年战争与教会大分裂接踵而至。一个半世纪的灾难之后，劳动变得昂贵，农奴制在西欧松动，国家学会了常设征税，教会的最高权威第一次受到公开挑战。

1095至1300年，欧洲人口大约翻了一番，拓殖推进到易北河以东，城市、大学、哥特式教堂与王国的法律体系同时兴起。今天欧洲的许多基本制度，都可以追溯到这两百年。

王权分散、领主林立、外族来袭之外，800至1095年也是基督教世界向北向东扩展、农业开始增长、教会与世俗权力开始划界的三百年。

476年只是后世选定的一条分界线。从日耳曼诸王国到查理曼加冕，西方用三百多年拆开又重组了罗马的遗产，东方的罗马则又延续了近千年。

“八次东征”只是后人的编号。教皇授权、十字誓愿与赎罪构成一套宗教战争制度，从1095年克莱蒙的号召开始，一直延续到16世纪。

圣殿、医院、条顿三大骑士团以欧洲各地的地产供养东方战线，解决了十字军国家缺少常备军的难题，也成为中世纪欧洲罕见的跨国组织。

从中世纪编年史、启蒙运动的批判和19世纪的浪漫想象，到朗西曼的悲剧叙事、赖利—史密斯的宗教动机、伊斯兰视角与殖民地之争：几代人怎样改写十字军史，附阅读书目。

国际秩序没有突然消失，维持秩序的默契正在改变。德国、英国、加拿大等中间力量，能为规则提供怎样的支持？

画眉、窗外的笑声与落下的笔：从三联修订版到新修版，读一读这个没有婚礼的结尾。

把中国企业文化的变化放到一百多年管理思想史的尺度上观察：效率曾是巨大的进步，也很容易从手段变成目的。真正的企业文明，是在效率之外建立规则，在增长之外建立信任，在竞争之外保存人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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