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发前一天，同事问我还有没有什么事没交代。我说不知道。她愣了一下，显然觉得这个回答不正常。
其实我只是不想说话。活动筹备了几个月，能想到的都想到了，想不到的也无能为力，这时再来一轮嘱咐，不过是把焦虑传染给更多人。到了最后一步，能做的只剩下出发。
签证是另一场消耗。欧洲使馆向来把节假日当作正式假期认真执行，前脚递了材料，后脚赶上他们的某个节日，窗口就此关闭，连个通知都没有。签证官的态度倒很坦率：按时提交申请不能保证按时出签，不要找人，不要打电话，不要发传真，不要给我施加压力，不要干涉我工作。说完这一串「不要」，他转身走了。我当时心里想的是：你以为我喜欢来找你？
欧美国家对本国公民的领事服务意识很强，中国官员施压的效果却相当有限，外交渠道用得太滥，使馆那边一看就知道是例行公事。最后托人辗转找到该国驻华大使，他写了封信，保证签证在出发前办好。好在申请的是欧洲小国，程序还算灵活，换成美国大使馆，这条路就走不通了。
签证在出发前一天到手。这件事给我的教训，比「要提前办」更进一层：做事就要接受失败的可能，事情越大，失败的代价越大，没有什么是绝对保险的。与其把精力花在消除所有不确定性上，不如在时间和资源上给自己留足余地。被动局面一旦出现，原本不成问题的事会接连失控，像雪崩一样，找不出哪一块石头是原因。
飞机降落戴高乐机场，入境，取行李，坐大巴进城。
欧洲城市我去过不少，真正让我折服的只有巴黎和罗马。罗马靠的是沉积，时间层层叠压；巴黎靠的是设计。十九世纪中叶，一位叫奥斯曼的男爵把整座城市拆掉重建，统一的石灰岩立面、放射状的林荫大道、街角的拱廊和转角处的穹顶，构成了今天巴黎的骨架。
二战期间法国几乎不战而降，这个历史污点却保住了巴黎的建筑。同期被炮火夷平的欧洲城市，战后重建大多选了便宜的现代工业风格，古典外壳和廉价内芯并排站着，显得别扭。巴黎没有这个问题，它的立面从十九世纪一路完整地保留到现在，走在塞纳河边的街道上，会有一种时间错位的感觉，好像两个世纪同时压进了视野。
参展的场地在奥赛博物馆。奥赛原是一座火车站，废弃后改建为博物馆，收藏以印象派为主，馆舍本身就是十九世纪工业建筑的经典样本。我在那里待了整整一天，第一次近距离看到莫奈和雷诺阿的原作。印刷品里的颜色是对的，笔触却会骗人，颜料堆叠的厚度和方向，要站在画前才看得出来。
蒙马特是另一种巴黎。山顶的圣心大教堂白得刺眼，山坡上满是画廊、酒馆和支着画架等生意的画家。整个街区有一种做给游客看的松弛，却并不让人厌烦，大概因为这种松弛是真实的：没有人在敷衍，在这里谋生的每个人看起来都相当认真。
至于巴黎女人，有句话说得准：她们性感胜过漂亮。漂亮靠天生，性感靠态度。香榭丽舍大街上一张普通的脸，因为走路的姿态和眼神的方向，会忽然变得耐看。看久了，会觉得这才是正常的样子，回头再看自己身边，反倒觉得哪里不对。
展览结束，收场，装箱，送货，签字。
在欧洲合作过的布展团队，工作方式和国内有一个根本的不同：他们不需要人盯着。这与自觉与否关系不大，他们的职业训练只给了他们一种工作状态，就是把事情做好。你去提意见，他们会认真听，然后告诉你哪里行、哪里不行；如果你的方案不如他们的，他们会直说。这种直接谈不上傲慢，是长期对结果负责养成的工作习惯。
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在现场盯着，回头想想，盯过的地方大多没出问题，出问题的地方盯也没用。
离开巴黎时天色已暗，从舷窗往下看，城市的灯光连成一片橙黄。我没有想起什么名言，也没有感慨时间过得快，只是想，有机会再来，不带任何工作，一个人在蒙马特山坡上坐半天，看那些认真画画的人。
原载天涯博客「如果人都是天使」，2008年10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