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口钟

伦敦金融城利德贺街上有一座小教堂,圣凯瑟琳克里教堂,夹在保险公司和玻璃幕墙写字楼中间,门脸窄,一走神就错过去了。教堂南墙上有一扇1963年装上的彩窗,堂里的玻璃柜中放着一条船的模型,还有一口从海底捞回的船钟。每年6月中旬,这里做一场追思礼拜,来的人一年比一年少。我8月初就在伦敦,住处离这条街不过几公里,对这座教堂一无所知。回来翻资料才知道那口钟的来历。它属于一艘沉船,船底下压着的人,比泰坦尼克号和卢西塔尼亚号两船死难者加在一起还多。

泰坦尼克号不用介绍。1912年,冰山,约一千五百人,一部电影让全世界的中学生都能复述沉没的每一个钟点。卢西塔尼亚号稍微专业一些,1915年在爱尔兰外海被德国潜艇击沉,死了近一千二百人,船上有美国乘客,此事成了美国参战舆论的转折点,进了各国教科书。这两艘船在中文里都有定译,叫得出口。第三艘船没有。兰开斯特里亚号,Lancastria,有人译作兰卡斯特里亚,有人译作兰开斯特里亚,连译名都没有统一。一个译名要被反复使用才会定下来。它没有被反复使用过。

三艘船里,两艘属于同一家公司。卢西塔尼亚号和兰开斯特里亚号都挂丘纳德的烟囱色。同一家船东,隔了二十五年,两场大海难,前一场改变了一场世界大战的走向,后一场在新闻纸上存在了一天。

记忆的分配悬殊到什么程度,看纪念物就够了。泰坦尼克号在贝尔法斯特有一整片以它命名的城区,当年的造船厂改成了博物馆,玻璃外墙做成船艏的形状;南安普顿满城都是它的纪念碑,殉职乐手有乐手的碑,轮机员有轮机员的碑。残骸躺在四千米深的北大西洋洋底,一拨一拨的深潜器下去看它,打捞上来的餐具在世界各地巡展。兰开斯特里亚号的全部纪念物,加起来装不满一间教室,一扇彩窗,一口钟,一条船模,两三块碑。残骸躺在二十几米深的锚地里,位置人人知道,几乎无人去看。

死难人数上下差着一倍不止的两艘船,一艘被记得太多,一艘几乎没有被记起过。这不是遗忘。遗忘是自然发生的事,这件事不是。它在1940年6月被压了下去,之后每隔一段时间,都有人接着压一下。

它怎么沉的,二十分钟就讲完了。它沉没之后的八十多年,没有这么快。

圣纳泽尔

这个系列写的是多佛尔到加莱那三十几公里水面。圣纳泽尔不在这道窄海上,它在卢瓦尔河口,大西洋岸,从加莱沿海岸线往西南五六百公里。1940年6月中旬,窄海两岸的港口已经一个不剩。布洛涅和加莱在5月底陷落,敦刻尔克的撤退6月4日结束。还能上船的地方,只剩下沿着海岸一路往南退的那几个,勒阿弗尔、瑟堡、布雷斯特、圣纳泽尔、拉罗谢尔,最后退到波尔多和巴约讷。战线一路南移,撤退的出口从窄海挪到了大西洋岸。

敦刻尔克撤走了三十三万八千人,这个数字英国人当天就知道了。丘吉尔6月4日在下院演讲,说要在滩头作战、在街巷作战、决不投降,那篇演讲当晚进入历史。很少有人接着往下问。索姆河以南,法国境内还有十几万英军。不是战斗部队,是一支军队的后半截,后勤、通信、工兵、军械库看守、皇家空军的地勤中队,还有使馆人员、侨民、企业职员,以及各种身份说不清的人。

更少有人知道,敦刻尔克之后,丘吉尔还往法国送过部队。为了向摇摇欲坠的法国政府表明英国没有抽身,6月上旬,一个师又一个旅从英国渡海开进瑟堡,号称第二远征军。这支部队还没展开,战线就垮到了眼前。6月14日,刚接手指挥的布鲁克将军在电话里向丘吉尔力陈,法军已经完了,再往里填部队没有任何意义。电话打了半个钟头,丘吉尔松口。增援的命令发出没几天,撤退的命令跟着发了出去。在此之前,苏格兰的第五十一高地师已经随法军一路后撤,没能等到船,6月12日在圣瓦莱里昂科全师放下武器。

于是有了第二轮撤退,代号艾利尔行动。从6月15日起,用一切能凑到的船,把残余人员从法国西海岸各港运回英国,从瑟堡、布雷斯特、圣纳泽尔一直到波尔多。这一轮前后撤出近二十万人,规模上不输敦刻尔克的一半,却没有小船神话,没有随军记者,英国人自己也很少讲。敦刻尔克撤的是一支被围的野战军,口袋、滩头、九天,讲起来有头有尾。艾利尔行动撤的是散在半个法国的零碎人员,只有火车时刻表、堵塞的公路和码头上越聚越多的人,讲不成一个完整的故事,也就没人讲。

兰开斯特里亚号是凑来的船里最大的一艘。1920年在克莱德河畔达尔缪尔的比尔德莫尔船厂下水,原名提雷尼亚号,1924年改名。一万六千二百四十三总吨,定员连船员在内约两千二百人。头二十年平淡无奇。先跑利物浦到纽约的航线,赶上大萧条,没了客源,改行做巡游,地中海,挪威峡湾,波罗的海的北方首都。三十年代的英国中产阶级攒一笔钱,就能在它的甲板上晒两个星期太阳。甲板椅,下午茶,晚餐要换正装。1940年春被征用为运兵船,客舱漆成灰色,餐厅改成兵舱,6月上旬刚从挪威撤过一趟兵,回来没歇几天,又奉命开往圣纳泽尔。船员还是原来的船员,利物浦人居多,领的还是丘纳德的工资。

6月17日凌晨,它抛锚在圣纳泽尔外海的夏庞捷锚地。卢瓦尔河口水浅,大船进不了港,只能停在离岸约五海里的锚地上,靠驳船和小艇一趟一趟把人从码头摆渡出来。岸上是几万人的长队,从码头一直排进城里。人们在队伍里烧文件,砸卡车发动机,把带不走的军械推进河口。命令是装备可以丢,人要带走,这跟敦刻尔克是一样的。船长鲁道夫·夏普,丘纳德的老船长,问上面他该装多少人。得到的指令是能装多少装多少,不必理会国际法规定的定额。舷梯口起初有人计数,数到六千上下,不数了。之后还在上人。整个下午,驳船靠上来,人爬上去,驳船再回去。船上的乘务员照着和平年代的规矩给先上船的人派舱位,派到后来没有舱位可派,人就顺着通道和甲板坐下去,坐满为止。

那天中午,码头上排队的士兵从法国人的收音机里听到了贝当的声音。这位一天前刚组阁的元帅告诉法国人,必须停止战斗,他已经向敌方询问停战条件。排队的人听不懂法语的,很快也从别人脸上看懂了。法国不打了,他们脚下的土地再过几天就是德国占领区。队伍往前挪得更急了一些。

船上是什么人,后来的争论都从这里起头。士兵之外,有整建制上船的空军地勤,光是前货舱就塞进了数百名皇家空军人员;有使馆和领事机构的雇员;有带着行李和孩子的平民家庭,英侨、比利时难民都有。到下午三点多,船上究竟有多少人,当时没人说得清,后来更没人说得清。各种估计从六千到九千。往少了说,也是定员的三倍。

二十分钟

德国飞机中午就来过。下午一点五十分左右,锚地上另一艘大船、半岛东方公司的奥龙赛号驾驶台中弹。警报一次接一次。有驱逐舰用信号告知夏普,他可以起航。夏普不愿意走。没有护航,单船横穿比斯开湾外缘,水下有潜艇,天上有飞机,他决定等编队。这个决定后来被议论了八十年。留在锚地等,还是冒险单独走,两条路各自的凶险,只有那天下午的人掂量得出。

三点四十八分,德国空军第三十轰炸机联队的容克八十八俯冲下来。三四枚炸弹命中。有一枚据说直接落进烟囱,这一说始终有争议。货舱接连中弹没有争议,其中就有塞满空军地勤的前舱。船立即倾侧。舱里的人往竖梯上涌,梯子一次只容一个人。救生艇因为倾角放不下去几条,救生衣按两千二百人的定员配备,此刻船上的人是这个数的三四倍。跳海的人从几层楼高的船舷跳下去,军靴、钢盔、背具往下坠,很多人不会游泳。

船艏翘起,船身翻转。从中弹到沉没,二十来分钟。四点十二分前后,海面上只剩下翻过来的船底。

一千四百吨燃油涌出来,在水面摊开一层。人从油里探出头,眼睛睁不开,抓到什么算什么。幸存者的回忆里反复出现同一个场景。翻覆的船底上黑压压站满了人,有人起头唱歌,《滚出啤酒桶》,还有《英格兰永在》,唱到船底沉下去。这些回忆还提到,德国飞机回来了几次,扫射水里的人,往油面上丢燃烧弹,想把油点着。这类说法来自幸存者一方,细节各有出入,无从完全核实;油最终没有烧起来,这是确定的。

周围的船都赶了过来。驱逐舰高地人号,武装拖网渔船剑桥郡号,锚地上的驳船,圣纳泽尔的法国渔船和小艇,捞了几个钟头。空袭没有停,救援的船一边规避一边捞。捞起来的人浑身是油,认不出军种,认不出国籍,有的人从头到脚只剩一条借来的毯子。当晚和次日,这些船把他们运回英格兰西南的港口。上岸的人里有士兵,有空军,有丘纳德的乘务员,有平民,有孩子。清点下来,救起约两千五百人,后来常被引用的数字是两千四百七十七。

从中弹到翻覆二十来分钟,还有两千多人活着出来。出事地点离岸近,周围船多,那天下午海面平静。换一个海况,这个数字不会是四位数。

死者没有清点的机会。之后几个星期,尸体顺着海流漂上法国海岸,从卢瓦尔河口漂到南边和北边的海滩。占领区的法国人把他们一处一处葬下,沿岸几十座墓地里都有,拉博勒-埃斯库布拉克的战争公墓里葬得最多。更多的人留在了船里,或者海里,一直没有找到。

压下来

消息当晚到了伦敦。丘吉尔的处置是发一道D通知。这套制度一战前就建起来了。政府向各报馆发出通知,指明某件事关系国防、不得刊登,报馆照办。通知本身不是法律,是“君子协定”,战时另有《国土防卫条例》,不照办的报馆要担法律责任。舰队街的总编们那年夏天收到的通知不少,这一道执行得格外彻底。兰开斯特里亚号没有从英国报纸上消失,它从来就没有出现过。

丘吉尔战后在回忆录里解释过这件事,大意是那一天的坏消息已经够多了,他本想过几天再公布,后来事态一件压过一件,他把这事忘了。这是他自己的说法,白纸黑字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里。忘了。一国首相解释四千人死讯为何未曾公布,用的是这两个字。

那一天的事确实多。6月17日,贝当求停战;戴高乐当天下午飞抵伦敦,第二天对法广播,号召抵抗;六天之后,法国在贡比涅签了停战协定,签字的车厢特意用了1918年德国投降时的那一节。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在这个星期里终结,英国在准备本土受攻。一艘运兵船的沉没,在这样的日程表上排不进头条。不是排不进,是不准排。这两件事不一样。

管制有边界。D通知管得住舰队街,管不住纽约。五个星期后,1940年7月26日,《纽约时报》把这件事登了出来。同一天,《苏格兰人报》《每日先驱报》跟进,先驱报做在头版,配了照片。有人当时在救援船上拍下了那个场景,翻覆的红色船底,上面站着的人。英国公众这才知道,五周前在法国外海沉了一艘船,死的人数以千计。报道登了一两天,随即又静下去。战时再没有大规模的后续,调查报告没有公之于众,沉船海难惯常会有的听证与追责也没有。仗还在打,这是当时压倒一切的理由。

幸存者也在管制之内。许多人回忆,上岸之后即被告知不得谈论此事,写家信不许提船名。军人服从命令,多数人真的守了口。有人守了几年,有人守了几十年,也有一辈子没对家里人提起、去世后家属从遗物里才拼出经过的。阵亡通知含糊其辞,家属收到的电报只说在法国失踪或阵亡,不说地点,不说船。有的家庭过了许多年才知道亲人死在哪条船上,有的至今只知道人没有回来。战时的逻辑到这里都还讲得通,1940年夏天的英国,经不起再公布一场这样的灾难。讲不通的是后面。战争1945年结束了,管制的惯性没有结束。

同一个夏天,敦刻尔克在英国已经家喻户晓。小船,奇迹,“敦刻尔克精神”进了日常语言,至今还在用。同一支军队、同一个月份里的另一场撤退,另一艘船,无人提起。

数目

死了多少人,这个问题没有答案,也不会再有答案。算这笔账需要两个数,船上有多少人,救起多少人。第二个数是清楚的,约两千五百。第一个数在6月17日中午就没有了。舷梯口的计数停在六千上下,此后上船的人没有留下任何记录,名单随船沉在夏庞捷锚地。

估计只能从别处凑。各登船单位战后清点花名册,报出各自的缺员;法国沿岸的市镇数过漂上来的尸体;战争墓地委员会登记了有名有姓的死者。凑出来的总数,从约三千到五千八百以上,各家都有说法,多数落在四千上下。幸存者协会倾向于高值,他们的依据是那天下午驳船一直没有停。持低值的史家则提醒,混乱之中有人根本没上成船,事后被算进了船上。四千上下,这大概是能说的最诚实的话。

即便取最低的三千,也超过泰坦尼克号与卢西塔尼亚号死难者之和。取通行的四千,这是不列颠航海史上单船死难之最,而这个岛国的历史就是一部航海史。1940年6月17日下午的二十分钟,抵得上皇家海军一些整场战役的伤亡。

数不清有数不清的原因。登船没有名单,平民乘客无处登记,死者漂散在几百公里的占领区海岸,许多单位自己的档案也丢在了法国。每一条单独看都成立,加在一起,仍旧解释不了另一件事。八十多年里,没有一个官方机构认真试过把这个数目算到底。

英国处理海难有成例。商船沉没,贸易委员会开沉船调查庭,传证人,出报告,报告公开。泰坦尼克号沉后,英美两边各开了一场听证,问询笔录几千页,从瞭望员的望远镜问到救生艇的定额,今天还能整卷调出来读。兰开斯特里亚号没有过这样一场调查。战时不开,理由现成;战后也没有开。没有调查庭,就没有官方认定的在船人数和死难人数,也没有人追问那道“不必理会定额”的指令。这道指令有它的战场理由,多装一个人就是少留一个人给德国人,这不难理解。理由要在调查庭上陈述才算数。调查庭没有开,理由和责任都没有着落,八十年过去仍然如此。四千这个数字于是保持着一种奇特的身份,它是英国史上最大海难的死难人数,又不是任何官方文件承认过的数字。

余账

没有国葬,没有全国性纪念碑,官方纪念日历里找不到这个日子。战后英国的纪念体系细密,每个村子有阵亡者名单,每年11月有虞美人花和两分钟默哀,海军有海军的碑,商船队有商船队的碑。这套体系容得下每一个名字,容不下这一个事件。死难者分属几十个单位和几种身份,各自记进各自的名册,那个下午本身没有位置。幸存者自己组织了协会,每年6月聚会,先是几百人,后来几十人,后来是死难者和幸存者的儿女辈、孙辈在聚。他们几十年里反复请愿的事项其实很小,一个国家级的纪念标志,一份完整的死难者名录,把沉船正式定为战争坟墓。三件事,一件也没有办成。

法国那边是另一番情形。圣纳泽尔和周边市镇每年6月17日有纪念仪式,市政府、退伍军人组织、学校轮着到场;沿岸墓地里那些墓碑,八十年里一直有人打理。死难者漂到哪个村的海滩,哪个村就记着他们。占领时期,去墓地放花是法国人少数可用的姿态之一,有些墓前的花摆得德国当局都来过问。这一层记忆是法国地方史的一部分,同英国的国家叙事互不相通。

最后一项卡在法律上。英国1986年的《军事遗骸保护法》可以把沉舰划为受保护军事遗址,禁止扰动。政府答复说该法不适用于法国领海,兰开斯特里亚号躺在法国水域,爱莫能助。请愿,答复,再请愿,同样的答复。最终把遗址保护起来的是法国政府,划定保护区,禁止擅自潜水打捞。四千个英国死者,受保护的凭据写在别国的法律里。

2008年,苏格兰政府发行了一枚兰开斯特里亚号纪念章,颁给幸存者和死难者家属。船是克莱德河造的,船员里苏格兰人多。伦敦不做的事,爱丁堡做了,用的是地方政府的名义。2011年,苏格兰的协会在克莱德班克的旧船台立了纪念碑,船在哪里下水,碑就立在哪里。此外就是那些小的,圣凯瑟琳克里教堂的彩窗和船钟,圣纳泽尔海滨的一座纪念碑,拉博勒公墓里一排排白色墓碑。地方的,民间的,教会的。国家不在场。

还有档案。争取者多年来坚称,与此事相关的官方档案封存一百年,要到2040年才解封;国防部的答复是没有这回事,该公开的都已公开。两边各执一词,都摆在这里。2040年不远了,到时自然见分晓。真有一批文件在那一年解密,是一条新闻;什么都没有,八十年的猜测本身也已经是这件事的一部分。

夏普船长从油污的海水里被捞起来,接着服役。两年多以后,1942年9月,他指挥的拉科尼亚号在西非外海被德国潜艇击沉,船上又是远超定员的人,盟军人员之外还有近两千名意大利战俘。这一次他没有离船,与船同沉。一个船长,两场超载的大海难,中间隔了二十七个月。他的名字在两份死难者名录之外,几乎无处可查。

欧洲之星从伦敦到巴黎两个多小时,出隧道后一路是加莱到巴黎的平原。北站下车,穿过巴黎,另一头的蒙帕纳斯站有开往圣纳泽尔的火车,三个来小时,终点站的前一站就是。站外不远是海滨大道,纪念碑面朝夏庞捷锚地,船还在那片水底下,离岸五海里。

我没有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