敲窗人

十九世纪英国工业城镇的清晨，天不亮就有人扛着一根长竹竿走街串巷，拿竿头笃笃地敲二楼的窗玻璃，敲到里面的人应声才走。也有人不用竿子，含一根吹管，把干豌豆噗噗地射在玻璃上。这是一份正经职业，叫敲窗人，雇主是必须准点进厂的工人，一周几个便士，包敲到醒。闹钟普及之前，这份职业养活了不少人，在兰开夏的一些街区一直干到二十世纪中叶。老照片里能看到他们的样子，一根竿子比两层楼还高，人仰着头，眼睛盯着窗户。

需要花钱雇人把自己敲醒的生活，在人类历史上是新东西。农夫也起早，他跟着天光和节气走，活儿是一件一件的，不是一分钟一分钟的。把人生切成分钟出售，是工厂的发明。

圣星期一

工业化之前的劳动自有它的节律。历史学家汤普森研究过前工业的时间感。忙时拼命，闲时散漫，干活看任务不看钟点。手工匠人里流行一个只存在于口头的节日，叫圣星期一。周末喝多了，星期一顺理成章歇着，星期二慢慢进入状态，周四周五熬夜赶工把活儿补回来。雇主抱怨了几百年，改不动。那时的时间是松的，人支配活儿，活儿不支配人。

教堂的钟声管祈祷，集市的日子管买卖，一年的大节管婚丧，这套时间制度用了上千年。它的单位是天、季、年，最小刻度到不了小时，更到不了分钟。

汽笛响了

工厂容不下这套时间。机器一开就不能停，停一小时就是白花花的煤和折旧。几百人围着一台水轮或者蒸汽机干活，一个人迟到，一道工序空转。于是厂门按钟点开关，迟到罚款，早退罚款，擅离岗位罚款。留存下来的厂规一条一条全是罚。开窗要罚，吹口哨要罚，同伴交谈要罚，罚金从工资里扣。厂里唯一算数的钟挂在老板墙上，有的厂子不许工人带表进门，时间只能听厂里的。有些厂主拨快早晨的钟，拨慢傍晚的钟，工人管这叫偷时间，偷的是他们按分钟卖出去的东西。汽笛划分昼夜，一天两班或者三班，人的睡眠第一次跟着机器排班。

进厂的还有孩子。纺织机需要小个子钻进机器底下接断线，矿井需要瘦小的身体拖煤筐，九岁十岁的孩子站十二个小时是平常事。一八三三年的《工厂法》定下几条，九岁以下禁止进纺织厂，童工每天不得超过规定时数，另设专职的工厂视察员。法律头一回雇人盯着钟表，替儿童数钟点。一八四七年《十小时法》把妇女和少年的工时压到十小时。工时立法一寸一寸往前挪，每一寸都吵翻天。厂主说全部利润都藏在最后一小时里，经济学家里也有人替这话作证。

全国对表

工厂在城镇里统一了钟点，铁路把统一推向全国。各地原本按本地日照各过各的时间，布里斯托尔比伦敦慢十分钟，马车时代谁也不觉得有什么不便。火车时刻表用不了这种时间，一条线上几十个站，各用各的钟，非撞车不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各铁路公司陆续改用伦敦时间，车站的钟先统一，市政厅的钟跟着调，一八八〇年议会立法，格林尼治时间成为全国法定时间。

时间本身成了商品。格林尼治天文台楼顶的报时球每天下午一点准时落下，泰晤士河上的船长举着望远镜对表。有一家姓贝尔维尔的人家，把卖时间做成了家传生意。每周去天文台把一块怀表校准，再挨家挨户送到订户的钟表行，收一份订费。生意从父亲传到母亲，再传到女儿，做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才歇业。今天全世界的手机自动对时，源头是火车时刻表和这块怀表伺候的需要。

时间从此有了工业的规格。准点，时刻表，时区，班次。守时从美德变成默认，迟到从小事变成违约。

周末的发明

工时立法压出了下班这个概念。下班之前的时间是卖掉的，之后的时间才是自己的。这条界线越清楚，界线外的生活越成形。十九世纪中叶起，星期六下午逐渐放假，圣星期一让位给周末。有了整块的闲暇，才有职业足球联赛的看台、海滨度假的火车票和公共图书馆的读者。英格兰足球联赛把开球时间定在星期六下午三点，定的就是工人下了半天班、吃顿饭正好赶到球场的钟点，这个钟点守到今天。八小时的口号喊了几十年，八小时工作，八小时睡眠，八小时归自己。把一天切成三份来主张权利，这种说法本身就是钟表时代的产物，过圣星期一的手工匠人听不懂它。

今天的人不必被竹竿敲醒了，闹钟装在手机里，厂门口那口钟也装在手机里。远程办公，随时在线，上班和下班的界线又模糊起来，为这条界线的争吵还在继续。按分钟出卖人生的制度没有退场，只是换了计价的方式。

工厂发明了工业的时间，还发明了一样更古怪的东西。雇你的那个东西不是人，它没有身体，没有寿命，签合同、打官司、发工资都用它的名字。下一章说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