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莱特的墓碑
流芳百世，鞠躬尽瘁，勇往直前，虽死犹生。十六个字，四句话。英联邦战争公墓委员会给阵亡者立碑有定式，轮到中国人，另拟了这四句，每块碑取其中一句，刻在名字上方。碑身仍是制式的白石，顶端圆弧，同英军士兵的墓碑一个规格。碑面上是一个中文名字，一个编号，一个县名，县名多半在山东。
这样的碑，在法国北部一个叫滨海努瓦耶勒的村子外面立着八百四十二块。诺莱特华工墓地，欧洲最大的中国人墓园，在索姆河入海的地方，芦苇，滩涂，海鸟。从加莱开车过去，往南，一个小时。
碑下的人死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比这个系列写的那场战争早二十多年。两场战争打在同一片海岸，人也埋在同一片海岸。中国人来到这片海岸，是在前面那一场。
1916年，凡尔登和索姆两场会战打了大半年，英法的青壮年成批死在战壕里，后方的码头、铁路、军需库缺人缺到极处。两国政府先后想到了中国。名义上中国还是中立国，不能派兵，可以派工，当时的说法叫“以工代兵”。法国人通过天津一家叫惠民公司的机构招人，英国人在威海卫设了招工局。招来的绝大多数是山东农民，验身体，按手印，签三年或五年的合同，管吃管住，工钱按天算，一部分直接汇给老家的父母妻子。前后加起来，去欧洲的华工大约十四万人。
上船之前，每个人的手腕上铆一只黄铜手镯，镯子上打着编号。镯子铆死，取不下来，人跟着编号走。点名、发饷都用编号，受伤抬进医疗站，登记的还是编号。人死了，名字才重新出现，刻在墓碑上。诺莱特那八百四十二块碑，每一块都是名字和编号并排。一个人最后一次被当作人记录，和被当作号码记录，挤在同一块石头上。
英国招的那一批走太平洋。船到温哥华，换上门窗钉死的火车横穿加拿大，再装船过大西洋。这条路线当时是军事机密，加拿大境内不许下车，不许露面，报纸上一个字不登，几万人悄无声息地横穿了一个大洲。法国招的那批走苏伊士。1917年2月，运华工的法国邮轮阿托斯号在地中海被德国潜艇击沉，船上死了五百多个中国人。这批人还没看见法国，先沉在了半路上。
到了法国，华工干的是战争里最沉的粗活。挖战壕，修铁路，卸军火，掩埋尸体，在坦克修理厂里抡大锤。合同上写着不上前线，战壕常常挖进炮火射程之内。加莱和敦刻尔克都有大的华工营地，码头上卸船的、军需库里搬箱子的，成千上万。德国飞机来炸港口，炸弹不分国籍，营地里死过人，具体数字各处记载不一。
营地里也有另一种人。基督教青年会派了一批中国知识分子到法国，给华工办夜校、写家信、开茶棚。有个叫晏阳初的青年，耶鲁刚毕业，在华工营里教人识字，编了一份《华工周报》，用最浅的白话写欧洲的战事和家乡的物价。他后来说，是华工教育了他，不是他教育了华工。他回国后做了一辈子平民教育。那些营地不只是苦力的宿营地，也是几万中国人第一次和世界面对面的地方。
1918年11月11日停战。对华工来说，战争没有停。合同没到期，战场没清理，英法把他们留了下来，干的活比打仗时更险。填平战壕，拆铁丝网，从泥里往外起尸体，搬运没有爆炸的炮弹。索姆和佛兰德斯的地里埋着几百万发哑弹，起一发是一发。1919年整年，1920年一部分，华工都在干这个。诺莱特墓地里相当一部分碑，落款不是一九一七、一九一八，是一九一九。死在停战之后，死于清理别人打完的仗。还有一批死于那年冬天蔓延全欧的流感。
也是1919年，巴黎开和会。华工在法国的泥地里起哑弹，中国代表团在凡尔赛的会议桌上要求收回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和会决定转交日本。十四万华工多数是山东人。他们流的汗和埋下的人，没有换来谈判桌上的一个让步。中国代表团最后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两件事发生在同一个国家的同一年里，相隔不过两百公里。
整个欧战期间和战后清理阶段，华工死了多少，说法从两千到上万都有人讲。英联邦战争公墓委员会在法国和比利时登记在册的华工墓约两千座，这是下限。算上海上的、病死的、失踪的，数字只会更大。八百四十二块碑立在诺莱特，其余的散在皮卡第和佛兰德斯的几十处墓地里，一处几座，一处几十座。活下来的人绝大多数在1920年前后分批回国，也有约三千人留在法国。巴黎里昂车站附近最早的那片华人街区，底子就是这批不肯再漂洋过海的山东人。
加莱在欧洲之星出隧道的地方，诺莱特离加莱一小时。这片海岸下面埋着的中国人，比大多数路过的中国旅客知道的多。拟下流芳百世四个字的人，没有料到一百年后，路过的同胞几乎无人知道这里。
利物浦
利物浦在英格兰的西北角，默西河口，不在这条高铁线上。那里有欧洲最老的中国城。十九世纪后半叶，跑远东航线的英国轮船公司开始雇中国船员，船靠利物浦，人就在码头边住下来，开饭馆，开洗衣房，娶本地女人。蓝烟囱轮船公司用中国船员用了几十年，跑上海和香港的船，机舱里烧锅炉的、甲板上做水手的、厨房里掌勺的，很多本来就是中国人。
1940年法国沦陷之后，英国的粮食、石油、钢材、军火全靠海运，从大西洋对岸运来。德国潜艇的任务是切断这条线。大西洋之战从开战打到终战，一天没停，商船队的死亡率超过绝大多数军种。
跑这条线的船上有中国人。不是几个，是一支队伍。战时经由利物浦调配的中国海员总数约两万人，山东人、宁波人、广东人都有，利物浦设了专门的中国海员调配站。他们跑大西洋航线，也跑北极航线，从苏格兰绕过挪威北角去摩尔曼斯克给苏联送物资，冬天海水的温度是负的，落水几分钟人就没了。中国海员多数在机舱，烧火工，加煤工，机匠。鱼雷来的时候，机舱在水线以下，是全船最出不来的地方。整场战争死在运输线上的中国海员数以千计，确切数字没有人统计得清，船沉了，名单跟着沉。
活着的人拿的钱是另一回事。同一条船，同样的鱼雷，中国海员的工资是英国海员的几分之一，战争危险津贴要么没有，要么减半。船东用中国人，图的是好用，便宜，出了事赔得少。1942年初，利物浦的中国海员罢工。大西洋之战打得最凶的年头，商船停摆意味着什么，船东和政府都清楚。组织罢工的是利物浦中国海员工会，诉求只有一句，一样的危险，一样的津贴。僵持了几个月，资方让了一步，危险津贴涨了，工资仍旧不平等。船照跑，也照沉。政府的档案里，从此给罢工的组织者和积极分子记了一笔，麻烦制造者。
谈判桌上，官方反复说中国海员“不可或缺”。同一批官员的内部文件里，写的是这些人“难以管束”。两个标签贴在同一群人身上，战时用前一个，战后用后一个。这一笔，三年后要还。
秘密遣返
1945年10月，战争结束两个月，白厅开了一个不公开的会。会后内政部立了一卷新档案，标题毫不遮掩，叫《不受欢迎的中国海员之强制遣返》，编号HO 213/926。
商船队不再需要那么多人。内政部估计滞留利物浦的中国海员约两千人，决定成批送走。从1945年12月起，整个1946年，利物浦的警察和移民稽查配合船公司，在码头、宿舍、街上把人找到，集中，装船，运回中国。没有听证，没有申诉，很多人上了船才明白这一趟不再回来。有人事先听到风声，躲进内陆城市，改名换姓，多数人没躲过。遣返的总人数，当年的档案说约两千。2022年英国内政部复查档案，得出的数字是八千三百人，以船员、乘客或者货物的名义运走。数千人，是最稳妥的说法。
其中大约三百人在利物浦娶了英国妻子，生了孩子。这些家庭没有得到任何通知。丈夫一夜之间不见了，妻子去警察局问，去船公司问，得到的答复是丈夫抛弃了家庭，自己跑回中国去了。有的妻子等了几年，改嫁了。有的把“父亲抛弃了我们”讲给孩子听，孩子带着这句话长大，长成利物浦街头一半中国血统的英国人。母亲到死都以为自己被抛弃，这样的家庭不是一户两户。
真相在档案馆里放了半个多世纪。2000年代初，英国国家档案馆按期解密了那批文件，HO 213/926被翻了出来。五六十岁的儿女们去邱园调卷宗，白纸黑字，不是抛弃，是遣返，不是父亲不要他们，是政府把父亲装上了船。有人在档案里第一次看到父亲的全名和出生地。有人拿着这几行字去中国找，山东，宁波，香港，找到的多数是一座坟。被遣返的海员回到战后的中国，赶上内战和之后的几十年，同利物浦的家人再无音讯，两头都以为是对方断了线。也有找到活人的。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见了面，一张发黄的利物浦码头照片，两个家庭里各存了一份，一模一样。
2006年，利物浦码头立起一块纪念牌，中英双语，纪念战时商船队的中国海员，也写明了战后的强制遣返。牌子不大，立在默西河边，是儿女们奔走多年的结果。从立碑到今天二十年，英国政府没有正式道歉。2021年下议院为此辩论过一次，议员们用的词是“历史性的错误”。这一页亏欠写在他们自己的档案里，编号清清楚楚。
一百三十三天
死在运输线上的海员数以千计。活下来的人里，有一个叫潘濂。海南人，1918年生，战前跟同乡出海跑船，从侍应生做起，受雇于英国的本线轮船公司，在商船贝洛蒙号上当二等侍应生。1942年11月23日，贝洛蒙号从开普敦开往南美，单船无护航，在大西洋上被德国潜艇U-172号的鱼雷击中，两分钟内沉没。全船五十多人，活下来的只有他。
船沉时他抓了一件救生衣跳海，在水里漂了两个小时，撞见一只从沉船上散出来的木筏。筏子两米多见方，木料扎的，上面绑着几听饼干、一罐四十升的淡水、一支手电、几枚信号弹、一卷帆布。他算了算，省着用，够一个月。然后他开始想一个月之后的事。
他把手电筒里的弹簧拆下来，在筏子的木头上磨成鱼钩，从帆布上抽线搓成鱼线，拿饼干渣做饵。钓上来的鱼吃一半，另一半剖开，挂在筏边的绳子上晒成鱼干。他用帆布兜雨水，存进空饼干听。海鸟落到筏上歇脚，他一动不动装死，等鸟走近了徒手去抓。一场风暴掀翻了存下的淡水和鱼干，他钓上来一条小鲨鱼，喝了它的血，撑过没有水的那几天。他给自己立了规矩，食物定量，每天固定时间活动手脚，免得肌肉废掉。数月圆记日子，月亮圆了四次，他知道自己漂了四个多月。
获救的机会不是没有。一艘货船从不远处开过，他挥手，放信号弹，船上的人看见了他，船没有停。他后来猜想，对方或许看清了筏子上是个中国人。猜测无法证实，他记了一辈子。还有一次，美军巡逻机发现了他，投下一个标记浮标，当夜风暴把他吹离了那片海域，飞机再来时找不到他。
1943年4月5日，一户巴西渔民在离海岸十英里的地方发现了这只木筏。从沉船到获救，一百三十三天。他从非洲外海漂过大半个南大西洋，上岸的地方在亚马逊河口附近的贝伦。他瘦了九公斤，拒绝担架，自己走上岸。在医院躺了四个星期，头发脱了又长，人缓了过来。
英王乔治六世授予他大英帝国勋章。英国海军把他的做法编进海上求生手册，美国海军也编了。鱼钩怎么磨，雨水怎么接，体力怎么分配，一个海南海员在木筏上想出来的办法，成了两国军队的教材。吉尼斯纪录把乘筏海上漂流最久记在他名下，这项纪录到今天没有人打破。多年后有人问他感想，他说，希望永远不要有人被迫去打破它。
战后他想移民美国，赶上美国对中国移民的年度配额只有一百零五人，排不上。一位联邦参议员为他单独推动了法案，特批入境。他后来入了美国籍，在美国的商船上又干了几十年，直到退休。还是海员。
银风筝
萧乾，北京人，蒙古族，1910年生，燕京大学新闻系出身，编过《大公报》的文艺副刊。1939年他到伦敦，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教中文，兼给《大公报》发通讯。他到的时候战争刚开场。1940年9月，德国空军开始夜袭伦敦，一炸八个月。萧乾没有走。
他在轰炸下写了一组通讯寄回国内，后来结集，书名叫《银风筝下的伦敦》。银风筝是他给防空拦阻气球起的名字，成百上千的银灰色气球用钢缆拴在伦敦上空，逼德国轰炸机飞高，远看满城都是风筝。中文读者关于伦敦大轰炸最早的第一手记述，相当一部分出自这个人。防空洞里排队的秩序，配给制下主妇手里的小本子，塌了半边还在营业的书店，清晨从地铁站里走出来、拍拍尘土去上班的伦敦人，都进了他的通讯。写的是特写，不是社论，落笔全是具体的人和街道。同一批通讯里还有《矛盾交响曲》《血红的九月》，标题起得文艺，内容全是战时生活。
1942年他进剑桥大学王家学院读研究生，研究英国心理小说，同福斯特这样的作家有来往，通信一直没断。1944年，报馆问他愿不愿意放下学位去当随军记者。他放下了。此后他常被称为二战西欧战场唯一的中国随军记者。同期到过欧洲战场的中国记者不是没有，屈指可数，跟得最久、走得最远的是他，唯一两个字就这样叫开了。
1944年秋冬，他随盟军到了法国，看了刚解放不久的巴黎。铁塔还在，咖啡馆重新摆出桌子，墙上的枪眼没有补。1945年春天他上了莱茵战场，跟着美军进入德国境内，走过刚被攻下、还在冒烟的城镇，看德国平民推着手推车在废墟间搬家。同年他飞旧金山采访联合国制宪会议，又赶回欧洲报道波茨坦会议。纽伦堡开庭，他坐在记者席上看戈林那一排人受审，耳机里的同声传译，被告席上的表情，证据影片放映时庭内的安静，一篇一篇发回中国。这些通讯后来收进他的集子《人生采访》。
从伦敦的轰炸到莱茵河的渡口，再到纽伦堡的法庭，西线战场留下过一份中文的第一手记录。不是译文，不是转述，是一个中国人站在现场用中文写下的。这份记录印在1940年代的《大公报》上，今天知道去找的人不多。
半个世纪后，八十多岁的萧乾同妻子文洁若合译了《尤利西斯》。当年在轰炸下写通讯的人，最后一件大工程，是都柏林一天的漫游。
足印
欧洲之星从圣潘克拉斯到巴黎北站，两小时出头。伦敦一头，萧乾在轰炸下走过的街道离圣潘克拉斯几步路，国王十字，罗素广场，都是他通讯里出现过的地名。加莱一头，出隧道的地方，上一场战争里是华工营地，码头上卸军火的山东人成千上万。往南一小时，诺莱特的八百四十二块碑。巴黎一头，里昂车站边上最早的华人街区，是留下来的华工传下的。再远一些，利物浦的默西河边有一块2006年才立起来的纪念牌。大西洋上漂过一只木筏，一百三十三天。纽伦堡的记者席上，坐过一个写中文的人。
这些事散在英法两国的档案馆、地方志和口述史项目里。英文的记载不算少，华工墓地有专书，海员遣返上过议会辩论，潘濂进了两国海军的求生教材。缺的是中文这一头。十四万华工，两万海员，数千人的遣返，一份第一手的战地通讯，中文世界对它们的记忆，薄得和它们的分量不相称。不是没有人写过，是没有多少人捡起来读。
车过加莱的时候什么都看不见，隧道出口只是隧道出口。往南一小时的村子外面，八百四十二块白石碑排在索姆河入海的地方，碑上刻着中文，县名多半在山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