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2月,英国剑桥大学的生物化学家约瑟夫·尼达姆(Joseph Needham)经印度飞越驼峰航线抵达昆明,随后到重庆。他受英国政府和英国皇家学会的委派来华,任务是了解战时中国科学界的处境,提供援助。他在重庆设立了中英科学合作馆(Sino-British Science Co-operation Office),此后三年多,他和同事们乘卡车、搭便车,往来于西南、西北和东南各省的后方城镇,访问大学、研究所、工厂和医院,为中国科学家采购和运送仪器、药品、图书期刊,也把中国学者的论文带到西方刊物发表。他已经有了一个中文名字:李约瑟。

汤飞凡与李约瑟
汤飞凡与李约瑟,1944年

剑桥的生物化学家

李约瑟1900年生于伦敦,父亲是医生,母亲是作曲家。他在剑桥大学冈维尔与凯斯学院(Gonville and Caius College)学习,1925年获得博士学位,此后在剑桥的生物化学实验室从事研究。1931年,他出版了三卷本的《化学胚胎学》(Chemical Embryology),系统论述胚胎发育中的化学过程,成为这一领域的奠基性著作之一。1941年,他当选英国皇家学会会员(Fellow of the Royal Society)。

李约瑟的兴趣很广。他是虔诚的基督徒,属于英国国教会中的社会主义派别,也关心科学史和科学与社会的关系。1930年代,他参与了英国左翼科学家的活动,与贝尔纳(J. D. Bernal)等人一起讨论科学的社会功能。

鲁桂珍与中文

1937年,三位中国研究生来到剑桥的生物化学实验室:沈诗章、王应睐和鲁桂珍。鲁桂珍来自南京,在金陵女子大学毕业,研究营养学,她在李约瑟妻子多萝西·尼达姆(Dorothy Needham)的指导下工作。与这几位中国学者的交往,引起了李约瑟对中国文明的浓厚兴趣,特别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成就。他开始跟鲁桂珍学习中文,这时他已年近四十。鲁桂珍此后成为他研究中国科技史最重要的合作者。多萝西1987年去世后,李约瑟在1989年与鲁桂珍结婚。

中英科学合作馆

1942年,英国文化委员会和皇家学会决定派学者访华,李约瑟因为懂中文、同情中国抗战而入选。1943年到1946年间,他以重庆为中心,走访了大量内迁的科研和教育机构,其中包括昆明的西南联大、四川李庄的同济大学和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贵州的湘雅医学院、陕甘一带的工厂,还到过甘肃敦煌。他在给英国的报告和后来编成的《科学前哨》(Science Outpost)一书中,记录了中国科学家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坚持研究的情形。

在这些旅行中,李约瑟有意识地搜集有关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书籍和资料。他请中国学者帮他寻找古籍,购买了大量线装书,还结识了一批后来与他长期合作的中国学者,其中有黄兴宗、王铃等人。

李约瑟对道家思想有特别的好感,认为道家对自然的观察和对变化的重视,与科学精神有相通之处。他给自己取了字「丹耀」,还自号「十宿道人」。他在中国期间结交的学者极多,从竺可桢、傅斯年、陶孟和到许多年轻的化学家和工程师,这些交往后来都成为他研究的资源。合作馆还帮助中国科学家把论文寄往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刊物,其中有一部分刊登在《自然》(Nature)杂志上,战时中国的科学成果由此得以进入国际学界的视野。

1946年,李约瑟离开中国,出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自然科学部的首任主任。他力主把「科学」写进这个组织的名称,教科文组织英文名称里的「S」代表科学(Science),与他的努力直接相关。1948年,他回到剑桥,开始着手一项计划:写一部多卷本的中国科学技术史。

《中国科学技术史》

1954年,《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第一卷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王铃是这一卷的主要合作者。李约瑟原计划写七卷,随着研究的深入,许多卷又分成若干分册,到他去世时已经出版了十几册,内容涵盖数学、天文、地学、物理、机械、土木、航海、化学、炼丹术、军事技术、造纸与印刷、生物与医学等领域。

这部书以大量原始文献为依据,详细考察了中国在各个领域的发明和发现,并尽可能追溯它们向西方传播的时间和途径。书中讨论的许多中国发明,如造纸术、印刷术、火药、磁罗盘、铸铁、船尾舵、马镫、机械钟的擒纵机构等,此前在西方学术界很少得到系统研究。

前几卷的出版节奏相当紧凑:第二卷《科学思想史》1956年出版,第三卷《数学、天学和地学》1959年出版,第四卷《物理学及相关技术》分为物理学、机械工程、土木工程与航海三个分册,在1962年到1971年间陆续出版。第五卷讨论化学与化学工业,篇幅最大,又分成十多个分册,从纸和印刷、炼丹术一直写到火药和纺织技术。

这部书的写作是一项集体工作。王铃之后,鲁桂珍长期负责医学和生物学部分;何丙郁(Ho Peng Yoke)参与了炼丹术等章节;钱存训(Tsien Tsuen-hsuin)撰写了造纸与印刷的分册,1985年出版。李约瑟晚年把这项工作比作一次漫长的比较:把中国和欧洲的科学技术成就一项一项放在一起,像化学中的「滴定」一样测出彼此的分量。他1969年出版的论文集就以《大滴定》(The Grand Titration)为书名。

在写作过程中,李约瑟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五世纪之间,中国在把自然知识应用于人类实际需要方面比西方更有成效,而近代科学却在十六、十七世纪的欧洲兴起,没有在中国出现?这个问题后来被称为「李约瑟问题」(Needham Question)。李约瑟本人的解释主要着眼于中国的社会和经济结构,例如官僚体制和商人阶层的地位。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提法和答案一直有很多争论,有人认为问题本身预设了欧洲道路是唯一标准。

冷战与晚年

1952年,李约瑟应邀参加调查朝鲜战争中细菌战指控的国际科学委员会,委员会的报告支持中国和朝鲜的指控。这使他在英美受到猛烈批评,一度被美国拒绝入境,在剑桥也受到冷遇。

1966年至1976年,李约瑟担任剑桥冈维尔与凯斯学院的院长。1965年,英中了解协会(Society for Anglo-Chinese Understanding)在伦敦成立,李约瑟出任首任会长。1970年代以后,他多次访问中国。为了保存他的图书资料、延续研究工作,剑桥成立了东亚科学史图书馆,1987年,李约瑟研究所(Needham Research Institute)的新楼在剑桥落成。1994年,他当选中国科学院首批外籍院士。

1995年3月24日,李约瑟在剑桥去世,终年九十四岁。《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写作在他身后由李约瑟研究所的学者继续进行。

生平简表

  • 1900年 生于伦敦。
  • 1925年 获剑桥大学博士学位。
  • 1931年 出版《化学胚胎学》。
  • 1937年 结识鲁桂珍等中国研究生,开始学习中文。
  • 1941年 当选英国皇家学会会员。
  • 1943年 来华,在重庆设立中英科学合作馆。
  • 1946年 离华,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然科学部主任。
  • 1948年 回剑桥,开始编写《中国科学技术史》。
  • 1954年 《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出版。
  • 1966年 任冈维尔与凯斯学院院长,至1976年。
  • 1987年 李约瑟研究所新楼落成。
  • 1995年 在剑桥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