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9月28日，日军飞机第一次轰炸昆明。此后几年里，空袭成了昆明人的日常，1940年到1941年最为频繁。城里发警报，先在五华山上挂出红色的圆球作为预行警报，飞机临近再拉响空袭警报。

西南联大的新校舍在城西北，离城外的山野很近。警报一响，师生就出北门，躲进城外的山沟、树林和坟地，等警报解除后再回来。当时的学生汪曾祺在四十多年后写了散文《跑警报》，说联大师生管这件事不叫「躲警报」，叫「跑警报」，写了跑警报时谈恋爱的学生、趁机在山沟里摆摊的小贩，也写了一位每次警报都不跑、留在宿舍里用锅炉房的热水洗头的同学。

课常常被警报打断。警报解除以后，师生回到教室，教授往往接着刚才的地方讲下去。为了避开空袭多发的时段，学校一度把部分课程排在清早和傍晚。

哲学系教授金岳霖正在写《知识论》。一次跑警报，他坐在书稿上，警报解除后起身就走，书稿就此丢失。他后来从头重写，1948年完成，这部书直到1983年才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