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招牌
在英国的街上走几天，总会撞见一块蓝白相间的招牌，上面写着 Co-op。它是便利店，也是超市、药房，甚至殡仪馆，全国有几千家门店。多数顾客进去买一盒牛奶就走，不会想这块招牌同别的连锁有什么不同。不同写在章程里。这家公司没有老板，几百万会员人人有份，开会表决一人一票，不论你在它这里存了多少钱。
这套做法有准确的出生地点和日期。一八四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曼彻斯特北边的小镇罗虚戴尔，一条叫蟾蜍巷的街上，一间租来的旧仓库开门营业。
蟾蜍巷
开店的是二十八个人，大多是法兰绒织工，也有几个鞋匠、木匠和裁缝。罗虚戴尔是纺织业的镇子，前一年织工为加薪罢了工，输了，工资一降再降。镇上店铺卖的面粉掺白垩粉，黄油掺水，赊账把人拴在店主那里，越拴越紧。有人提议照欧文派的老办法自己开一间店。罗伯特·欧文鼓吹合作社已经几十年，各地试过许多回，大多开一阵就倒。
这二十八个人每人认了一英镑的股，一共二十八镑，几个便士几个便士地凑了将近一年。开张那天晚上，货架上只有黄油、糖、面粉、燕麦片四样货，后来添了几支蜡烛。街对面的店主隔着玻璃看笑话。
笑话没有看成。起初店里一周只在两三个晚上点灯营业，站柜台的就是社员自己，下了工轮流来。头一年磕磕绊绊，账目清清楚楚，年底居然分了红。消息在纺织镇之间传得快，第二年会员翻了倍，添了茶叶和烟草，几年后盘下了整栋楼。十年上下，会员从二十八人涨到上千人，外地的人专程坐车来抄章程。今天全世界的合作社把这里认作共同的起点，那几条章程也有了专名，叫罗虚戴尔原则。
规矩
原则本身很朴素。门向所有人开，入社自愿，不问信仰，不问党派，也不问性别。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已婚妇女连自己的财产都保不住，这间店开张不久就收了女会员，让她们持股、投票。表决一人一票，不看股本。股金只拿有限的利息。年底的盈余，按各人在店里买了多少分红。一律现金交易。再拿出一部分盈余办教育。
朴素的背后全是教训。一人一票，把公司里钱多票多的规矩倒了过来，这间店属于用它的人，不属于出钱最多的人。按消费分红想得更深一层。顾客就是东家，买得越多分得越多，掺假坑客等于自己坑自己。不赊账是几十年学费换来的。前头倒掉的合作社，多半是被赊账拖死的，穷人之间抹不开脸，账越积越厚，店就垮了。现金规矩救了这间店，也把最穷的人挡在了门外，这层代价当时就有人指出来。
办教育那一条最能看出他们想要什么。织工们要的不只是不掺假的面粉，是一种自己能管自己的生活。店楼上辟了阅览室，订报纸，开夜课。在多数工人还没有选举权的年代，一间合作社的会议室，是普通人够得着的第一个投票箱。
没有被撕裂
把这间店放回当时的英国看。一八三四年的新济贫法把救济关进济贫院，进去就得拆散家庭，穿号衣做工，穷人管济贫院叫巴士底狱。马克思在伦敦的图书馆里写《资本论》，判断这套制度终将被它自己造出的阶级推翻。骚动确实不少，宪章运动的请愿书签名以百万计，罢工此起彼伏。
英国最终没有炸开。原因史家能列一长串，其中不起眼却结实的一条，是工人自己组织起来的那些东西。友谊会收会费，付丧葬费和病假补助。工会一八二〇年代摆脱禁令，一八七一年拿到正式的法律地位。合作社从蟾蜍巷铺向全国，到十九世纪末，全英的社员数以百万计。一八六三年，各地合作社联合成立批发合作社，自己办面粉厂，开船队，去锡兰种茶园，工人的店铺连成了工人的产业。市场最凶的年代，普通人用市场自己的工具，替自己挡了一部分风险。
分红那一条进了民间的日历。会员管它叫分红日，一年两回，主妇们攒着这笔钱给孩子添冬衣，付房租，多少人家的家计靠它接续。一项店规过成了几代人的生活节律。这些组织还顺带办成另一件事，几代工人在里面学会了记账、开会、选举和被选举，等到选举权真的放开，他们不是生手。
资本主义没有把英国撕裂，不全靠国家让步，也靠社会自己长出了这些组织。另一半是国家后来的接手，从养老金到全民医疗，留给下一章。
开到今天
罗虚戴尔的故事没有停在维多利亚时代。一八九五年，各国合作社的代表在伦敦开会，成立国际合作社联盟，章程的底子还是蟾蜍巷那几条。今天全世界的合作社社员以亿计，新西兰的奶农，西班牙的工人工厂，德国的合作银行，行当五花八门，一人一票这条没有变。
这种组织的长处短处都明摆着。它筹不来风险资本，扩张慢，决策要开会，干不了靠大笔亏损抢市场的行当。它也不会被收购掏空，利润不外流，经济危机来了裁人最迟，关门最少。店是自己的，没有人替股东砍自己。一百八十年里，资本所有的企业起起落落换了几代，合作社不声不响，一直占着经济里稳的那一角。市场经济里的企业形态本来就不止一种。资本可以雇劳动，劳动也可以雇资本，顾客也可以当东家。
二十八个织工做成的事比一间店大得多。工业革命造出了工厂和资本，也造出了工人的互助、合作和自组织。这个答案不激烈，不上头条，安安静静开到今天。蟾蜍巷的那间仓库还在，如今是合作社博物馆，门口的招牌写着，先锋们的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