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聯大

联大学生多来自沦陷区，与家庭失去联系，靠教育部发放的贷金维持伙食，后来改为公费。伙食由学生自己组织的伙食团经办，同学轮流管账、采买。

1940年以后昆明物价飞涨，米价涨得最快，贷金赶不上米价，伙食团只能买便宜的糙米。许多学生在校外兼任家庭教师或到中学兼课，挣来的钱先用来买饭票和纸笔。

新校舍的学生宿舍是土坯墙、茅草顶的长条平房，一栋住几十人，睡上下铺的木床。雨季屋顶漏水，夜里下雨，学生要起来挪床、在床上撑伞或摆盆接水。

宿舍里没有书桌，光线昏暗，许多学生白天去图书馆抢座位，晚上到附近的茶馆读书。

三校南迁时带出的图书仪器有限，联大图书馆的藏书远远不够用，许多课程没有统一的教科书。教授按自己的讲义授课，学生靠课堂笔记学习，图书馆开门前常有学生排队等座位。

联大实行学分制，一年级学生不分院系共同修读国文、英文、中国通史等基础课，由各系知名教授分担讲授。

昆明的电力供应不足，宿舍夜里灯光昏暗，有时停电，学生只能点油灯或蜡烛看书。

图书馆的座位有限，晚自习要靠抢。附近凤翥街、文林街的茶馆有灯、有座位，一碗茶可以坐到深夜，成了许多学生的夜间自习室。

联大没有围墙隔开的校园，新校舍紧邻昆明城区。师生住在城里的民房和会馆，在文林街的书店、茶馆和小饭馆之间往来。

许多教授和学生在昆明的中学兼课，联大师生也参与办报、演剧、讲演，昆明的文化生活在这几年明显活跃起来。

1940年到1941年，日机轰炸昆明最为频繁。警报响起，课堂中断，师生出城躲避；警报解除，回到教室，教授往往接着刚才的地方讲下去。

为了避开空袭多发的时段，学校一度把部分课程排在清早和傍晚。

开饭时，饭桶从伙房抬出来，学生们围着饭桶站着吃。饭里掺着沙子、谷壳和稗子，大家管它叫「八宝饭」。

菜通常只有一两样，青菜、豆腐、辣椒居多，很少见肉。饭量大的学生要抢在前面，才能多盛一碗。

梅贻琦1931年出任清华大学校长，就职演说中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联大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校长组成常务委员会。蒋梦麟、张伯苓在重庆另有职务，常驻昆明主持校务的是梅贻琦，他长期担任常委会主席。战时物价飞涨，他的夫人韩咏华曾自制糕点托人代售，补贴家用。

闻一多是联大中文系教授，研究《诗经》《楚辞》和古代神话。1938年他随湘黔滇旅行团步行入滇，沿途画了不少风景速写。

战时教授薪水贬值，闻一多一家八口生活困难，1944年他挂牌为人刻印，贴补家用。抗战后期他积极参加民主运动，1946年7月15日在昆明遇刺身亡。

1938年，陈寅恪随文学院到蒙自分校，后迁昆明，在联大历史系讲授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等课程。

他的视力在战时持续恶化。1939年牛津大学聘他为中国史教授，因欧洲战事未能成行；1940年他离开昆明，此后辗转香港、桂林、成都等地。

联大学生中有许多人来自沦陷区，与家庭失去联系，衣食住行全靠贷金和公费，生活极为清苦。

他们在校外当家庭教师、在中学兼课、在机关抄写，挣钱维持学业。联大的毕业生中，大部分人的名字没有进入史书，他们构成了这所大学的主体。

1941年起，美国志愿航空队和后来的美军来华，急需英语译员。教育部征调各大学外文系和高年级男生充任译员，联大有数百名学生应征。1944年，国民政府号召知识青年从军，又有一批联大学生参军。

西南联大纪念碑的背面，刻着抗战期间从军学生的名字，共八百三十四人。

蒋梦麟1930年起任北京大学校长，是联大三位常委之一。三校合组后，他与张伯苓把日常校务委托给梅贻琦主持，三校之间因此相安无事。

1945年，蒋梦麟出任行政院秘书长。按照北大的规定，校长不得兼任政府官职，他辞去北大校长，由胡适继任，胡适回国前由傅斯年代理。

新校舍的教室是土坯墙、铁皮顶，窗户没有玻璃，雨大时用纸或布挡住窗洞。地面是夯实的泥土。

教室里没有课桌，学生坐在右侧带木板扶手的椅子上，扶手就是写字的桌面。

联大教室里常见的座位，是一种右侧装有宽木板扶手的椅子，学生在扶手上记笔记、做习题。

椅子数量有限，不固定座位，学生要早到才能坐到前排。许多人毕业多年后回忆联大，首先想到的就是这种椅子。

文林街在新校舍东边，街上有书店、茶馆、小饭馆和出租的民房，许多联大教师和学生住在这一带。

汪曾祺在散文《泡茶馆》里回忆过文林街上的几家茶馆。这条街今天仍在昆明城中。

新校舍北边的凤翥街、东边的文林街，茶馆一家挨着一家。学生在茶馆里读书、写作业、下棋、打桥牌、争论时事，一碗茶可以坐一个下午，老板并不催促。

当时在中文系读书的汪曾祺说：「如果我现在还算一个写小说的人，那么我的小说就是在昆明的茶馆里泡出来的。」

1910年滇越铁路通车后，昆明经越南海防与海外相连。抗战爆发后，大批机关、学校、工厂迁入昆明，城市人口迅速增加。

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对联大的办学提供了不少便利。联大在昆明八年，昆明的中学教育、报刊和文化活动都因此活跃起来。

1938年春，联大校舍不敷使用，文学院和法商学院在滇南的蒙自开设分校，借用海关、银行和法国人留下的房屋上课。

蒙自分校只办了一个学期，1938年秋迁回昆明。陈寅恪、闻一多、朱自清、钱穆等人都在蒙自讲过课。

1937年7月平津沦陷。8月，教育部令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南迁，在长沙合组长沙临时大学。

11月1日，长沙临时大学开课，校舍借用长沙韭菜园的圣经学校，文学院设在衡山脚下的南岳。

1938年初，长沙临时大学决定迁往昆明。师生分三路入滇，其中二百多名学生和几位教师组成湘黔滇旅行团，2月20日从长沙出发，步行六十八天，4月28日抵达昆明。

同年4月，学校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5月4日在昆明开课。

1939年，联大在昆明大西门外的新校舍启用，结束了借用会馆、学校上课的局面。

新校舍由梁思成、林徽因设计，经费一再压缩，最后建成的是一片土坯平房，教室铁皮顶，宿舍茅草顶。

1940年10月和1941年8月，日机轰炸昆明时两次炸及联大校舍，部分宿舍、教室和办公用房被毁。

校舍修补后，课程继续进行。

1946年5月4日，联大举行结业典礼，揭幕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此后三校师生分批北返，北大、清华回到北平，南开回到天津。

联大师范学院留在昆明，独立为国立昆明师范学院，即今天的云南师范大学。

1940年，日军进入越南北部，滇越铁路中断，昆明物价飞涨，师生生活陡然困难。

同年，因昆明局势紧张，联大在四川叙永设立分校，当年入学的一年级新生在叙永上课，一年后迁回昆明。

1944年，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年底进抵贵州独山，西南后方震动；同年，中国远征军在滇西发动反攻。

国民政府号召知识青年从军，联大一批学生应征入伍。